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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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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 男 |
| 政党 | |
| 籍贯 | 山西太平县 (今山西省襄汾县) |
| 出生 | 1576年，万历四年 浙江仁和县？ (今浙江省杭州市) |
| 逝世 | 1629年，崇祯二年 辽东金州卫双岛 |
| 配偶 |
妻 张氏 |
| 亲属 | 毛玉山 (祖父) 毛伟 (父) |
| 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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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1579年—1629年），字镇南，明朝历史人物。山西太平人（今山西省襄汾县），一说籍贯山西太平，生于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
目录 |
文龙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替人测字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1605年武科及第。
1620年，建州女真攻打朝鲜，朝鲜告急。明政府出兵援助，被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八旗军兵打败，丧失镇江、宽甸等城堡。此时毛文龙正稽留辽东，碰巧遇见丹阳诸葛云程，被推荐给辽东巡抚王化贞。明天启元年（1621年）5月，王化贞遣毛文龙赴辽东招募将士，恢复疆土。毛文龙率领三千人马攻入镇江，生擒佟养真，即镇江大捷，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归顺之民，绳绳而来”[1]，因功授参将，不久晋升为平辽总兵。同年9月努尔哈赤调回八旗劲旅围攻镇江。毛文龙终因寡不敌众，败走朝鲜铁山城。此后以朝鲜为根据地，与后金军对抗，保障了与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时在后金后方出击，牵制其西进犯明。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攻克满浦、昌城，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驻旅顺的张盘率兵北上奇袭后金军。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又先后缔造亮马佃大捷与横江大捷，随后升为总兵，满金大臣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最终导致了后金对朝鲜出兵。朝鲜战败后，天启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文龙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今朝鲜椵岛），拥兵十余万。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指挥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战役，皆胜。天启四年十二月，因功升至左都督平辽将军，并赐尚方宝剑，加太保，封三世。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毛文龙袭击永宁，努尔哈赤自觉华岛撤回。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进攻鞍山，努尔哈赤被迫回师沈阳。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阿敏发动丁卯之役，毛文龙家属370余口被杀，毛文龙出击辽东半岛，取得瓶山大捷。《明史纪事本末遗补》卷4：“五战而五胜（镇江大捷、亮马佃大捷、横江大捷、瓶山大捷），……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
崇祯元年十月，毛文龙策反金复二州守备刘爱塔。巡视过东江军务的姜曰广说：“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2]。
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之间。天启以来，明廷对毛颇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毛文龙灭奴虽不足，牵奴则有余”[3]。工科给事中杨所修曰：“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然毛文龙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袁崇焕患之，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六月三日上岸，毛文龙率领的皮岛官兵列队欢迎。此时袁祭出尚方宝剑，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
袁崇焕说完十二条罪状后，面向京城方向请命：“缚文龙，去冠裳”，斩毛文龙于帐前。史载“帝骤闻，意殊骇”。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矫诏擅杀毛文龙，是非常不满的，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虽然如此，这也种下日后袁崇焕惨死的远因。
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女真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女真军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当时的明朝官员看到了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关连，候补科阮震亨得知毛文龙的旧部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忧虑；刘宗周上疏，以为“己巳之变，坐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朝鲜，先后被后金占领。崇祯二年（1629年）以后清军曾先后五度入塞。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人等在山东重镇登州兵变，明朝派兵四万，围攻登莱二州。不久，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清太宗皇太极，成为日后清军强大的武装部队。这可说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料未及的后果。毛文龙被杀，既是毛文龙悲剧的结束，也是袁崇焕悲剧的开始，缺乏饷源导致军心涣散，也是明朝被灭悲剧的开始。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早有预谋，他自己也说道：“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至于为什么必除之而后快？一说是为了“议和”条件，所谓的“十二罪”，实乃当时大多数边将的通病，非文龙一人独有，以此为“立斩之罪”，只是欲加之罪。《明史纪事本末》载：“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末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身入岛诱杀之”。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毛文龙传”提到：“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真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明末吴国华说：“饷断于海路，谤满于中朝，即非崇焕，毛帅身其余几耶？”
计六奇《明季北略》亦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崇祯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刘爱塔，率兵二万，自镇江至，欲报义州之役。文龙以八千人与部下十将御之，爱塔以四百骑战败，降文龙。大清因是密通书崇焕，订前约，图文龙，崇焕信之”。“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
谈迁《国榷》载：“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
经略辽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廷弼曾言：“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牟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略，有作为者，岂能多得！”。
孙承宗曰：“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软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与，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惭死无地。”
目前大陆学者在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对于毛文龙的评价始终偏低，如李光涛、阎崇年、许平中等都认为杀毛文龙“一无错处”，而且是大快人心之举；当然也有持反论者，1990年，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考》，引辽东封疆大吏王在晋之言：“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说明杀毛文龙，是帮助后金消除“肘腋之患”，又如樊树志的《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也同意这样的说法。
长子：毛承斗，“改名珏，隐居钱塘。清初大将军（毛文龙）故部曲多为元勋，爵为王公，争遣便迎珏，礼之甚恭，数欲荐珏为大官。珏固辞曰：‘愚不任官事，且惧违先将军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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