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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慕琦爵士 Sir Mark You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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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任香港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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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41年9月10日 – 1947年5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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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 | 乔治六世 |
| 前任 | 罗富国爵士 |
| 继任 | 葛量洪爵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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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噶尼喀地区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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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38年7月8日 – 1941年6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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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 | 乔治六世 |
| 前任 | 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 |
| 继任 | 威尔弗里德·杰克森爵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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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多斯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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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 1933年8月5日 – 1938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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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 | 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乔治六世 |
| 前任 | 亨利·纽兰兹 |
| 继任 | 余布里·沃丁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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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86年6月30日 |
| 逝世 | 1974年5月12日 |
杨慕琦爵士,GCMG,KStJ(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1909年至1928年间于锡兰任职,官至首席助理辅政司兼锡兰行政局秘书,后来先后于塞拉利昂及巴勒斯坦托管地服务,期间曾任塞拉利昂护督及署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杨慕琦自1933年至1938年任巴巴多斯总督,1938年至1941年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两段总督任内以推行改革著称,获得英廷肯定。
杨慕琦爵士在1941年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并于9月就任,但三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军香港,爆发香港保卫战。几经奋力抵抗后,杨慕琦在1941年12月25日“黑色圣诞节”向日军无条件投降,沦为战俘。他在战时先后被监禁于香港半岛酒店、台湾及满州国的沈阳,后期受尽非人折磨。大战在1945年8月结束后,杨慕琦没有立即复任港督,而香港事务则暂由军政府打理,直到他于翌年5月复任为止。杨慕琦战后试图在香港推行称之为“杨慕琦计划”的政治改革,计划成立民选市议会下放政府权力,但碍于地区局势及其他客观条件所限,他复任仅一年而于1947年5月退休后,有关改革陷入停顿状态,后来更以流产告终,此后香港长时间也再没推行重大政治改革。
目录 |
杨慕琦在1886年6月30日生于英属印度,父祖原居英格兰伯克郡,父亲威廉·麦克沃思·杨格爵士,KCSI(Sir William Mackworth Young,1840年-1924年)是印度的殖民地官员,曾先后担任迈索尔参政司(Resident)、古尔格(今果达古)首席专员以及旁遮普副总督等职。[1]至于杨慕琦的母亲法兰西丝·玛丽·埃杰顿(Frances Mary Egerton,?-1932年)是其父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罗伯特·艾尔斯·埃杰顿爵士(Sir Robert Eyles Egerton,1857年-1912年)亦曾任旁遮普的副总督。[1]
不计父亲在前一段婚姻所生的一名女儿,杨慕琦在家中六名兄妹中排行第三,对上有两名兄长,分别是在印度任职公务员及从事考古工作的杰拉德·麦克沃思-杨格(Gerard Mackworth-Young,1884年-1965年)及任殖民地总督的陆军少校赫伯特·于贝尔·温思罗普·杨格爵士(Major Sir Hubert Winthrop Young,1885年-1950年);至于对下的三名弟妹中,最小的诺曼·埃杰顿·杨格(Norman Egerton Young,1892年-1964年)曾任英政府财政部官员及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1]此外,杨慕琦有一堂兄杰弗里·温思罗普·杨格(Geoffrey Winthrop Young,1876年-1958年),为著名攀山专家及教育家。[1]虽然生于印度,但杨慕琦早年却被送回英国英格兰接受教育,曾经先后入读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后来取得古典文学文学士一级荣誉学位毕业。[1]
毕业以后,杨慕琦在1909年考入殖民地部(又名理藩部),最先以官学生身份于同年11月派往锡兰殖民地政府工作,1910年8月出任北部省政府代表的办公室助理,1911年11月调任康提政府代表办公室助理。[2]在1913年1月,他又出任穆莱蒂武署理助理政府代表;未几于同年11月调回辅政司署任第四助理辅政司,至1914年2月出任署理第三助理辅政司,后于1914年9月出任第二助理辅政司兼锡兰立法局秘书,一个月后又任第三助理辅政司。[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慕琦曾于1915年至1919年期间从军,战后在1920年1月重返政府任第三助理辅政司,同年7月任第二助理辅政司,1922年3月改任汉班托塔助理政府代表。[2]在1923年3月,杨慕琦获擢升为首席助理辅政司兼锡兰行政局秘书,后于1928年获英廷任命外调到西非的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出任辅政司一职,期间曾于1929年署任塞拉利昂总督一位。[2]在1930年,杨慕琦复被派到巴勒斯坦托管地担任布政司,期间一度在1931年署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职。[3]在1933年6月,杨慕琦再获升陛,被任命前往大西洋,出任悬缺多时的巴巴多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之职,后于同年8月5日正式履新。[4]
在他上任总督以前,巴巴多斯的主要经济命脉——蔗糖因为长期歉收,使经济在1930年代陷入衰退,并导致失业率急升。为此,杨慕琦任内着手于解决失业问题。尽管当时政府因经济欠佳而收入减少,但他却花比以往更多的金钱到贫穷地区以发展社会服务、教育和医疗,另外,不同的委员会亦相继成立,以專注解决不同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杨慕琦又趁机会进行社会改革,在议会引入其他声音,以图改变农场主长期垄断经济的不公局面。[5]
其实,杨慕琦在早年的殖民地服务已显露出支持改革的作风,因此他上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以后,便企图打破长久以来白人控制巴巴多斯政治的局面。例如在1936年的时候,杨慕琦就起用了当地的白人改革主义者基思·沃尔科特(Keith Walcott)为律政司,并且兼任议会议员,以便反映改革派的声音。到翌年,他又率先委任当地黑人厄尔斯金·沃德(Erskine Ward)为法官。沃德本人是民主联盟的成员,也是议会首位黑人之一,因此杨慕琦的委任特显他对民主与自由的重视。相反,巴巴多斯的保守农场主和商人却因此而倍感压力。[5]
杨慕琦任内的另一大贡献是引入老年退休金。有关引入退休金的建议最早于1936年提出,建议甫提出,杨慕琦立即予以高度重视,并在同年8月组成一个委员会,就退休金的引入作可行性研究。该委员会由律政司沃尔科特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4名议会议员,2名立法局议员和2名其他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改革主义者,另外又有两人是黑人,至于农场主和商人则占4人,反映出杨慕琦尽量寻求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委员会在同年11月发表了报告,报告表示巴巴多斯应该引入退休金制。[5]
报告表发表以后,适逢巴巴多斯在1937年7月爆发要求推行退休金制的骚乱,杨慕琦于是借机在10月将准备多时的草案提交议会。引入退休金的草案曾在议会和立法局引发了一连串的辩论,不少地主、商人由于不愿增加财政负担而加以推搪之余,又指政府的财政状况将来可能不足以负担退休金的支出。然而,草案最终仍然得到三读通过,并在1938年5月1日起落实。法例通过以后,在巴巴多斯连续居住满20年的长者,均可在每星期取得1先令6便士的退休金。[5]
杨慕琦在巴巴多斯的政绩斐然,得到了伦敦殖民地办公室方面的肯定。因此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他获委任兼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护理总督一职,[6]以接替因表现未如理想而被撤换的前总督亚瑟·弗莱彻爵士(Sir Arthur Fletcher)。[5]到1938年3月,杨慕琦卸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7][4]随即调往坦噶尼喀地区,自1938年7月8日至1941年6月19日出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兼三军总司令。[8]
位于东非的坦噶尼喀地区早自1885年起由德国占领,一直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国际联盟才于1919年将之拨交英国统治,所以英国在坦噶尼喀地区的统治根基较其他英属殖民地要浅。[1]杨慕琦上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之时,由于英国的张伯伦政府正积极向纳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舆论担心英国会将坦噶尼喀送还德国,作为绥靖政策的一部份,使到当地一度民心散涣,士气低落。为显示英国对坦噶尼喀地区的管治承诺不变,杨慕琦任内热心推动经济及各样改革,又扩充行政、立法两局,以成功稳定民心。[1]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慕琦随即将殖民地占一定数量的德国裔人口收押到集中营,以减低殖民地政府被推翻的机会,确保当地在战时维持稳定局面。[1]杨慕琦在坦噶尼喀地区的种种功绩获得英廷肯定,结果在1941年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处理当地日益严峻的局势。
在1941年9月10日,身穿殖民地官服的杨慕琦爵士于皇后码头登岸履新,正式接替早前以健康理由辞职的罗富国爵士。[9]杨慕琦抵港后在9月25日第一次召开立法局会议,当时香港市面仍未料到两个多月后日军会入侵香港,杨慕琦更想不到三个月后自己竟为日军所掳。其实,日本早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并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10]由于其时日本未与英国宣战,所以香港未受战火波及。港府虽然保持中立,但受内地严峻局势影响,实际上自罗富国爵士港督任内,香港已经加紧备战,以防他日日本挥军南下。不过,虽说加紧备战,幅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杨慕琦上任港督的时候,香港仅有英兵和印籍英兵约11,000人,再加上本地义勇军1,387人。[11]此外,在他上任以前,英军驻远东三军总司令曾向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请示,要求增兵香港布防,但丘吉尔认为香港根本无险可守而加以拒绝,由此可见,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防守仍然十分脆弱。[11]
正因为英方相信日本不会宣战的关系,虽然大批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但市面情况则仍然一概如旧。后来加拿大在1941年11月派遣一批为数1,975人的援军驻守香港,可是杨慕琦亦未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兵行动,而他本人甚至在12月6日前往半岛酒店出席慈善舞会,香港表面上可谓一片歌舞升平。[11]
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突袭美国位于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日,杨慕琦始悟情势不妙,于是颁布动员令,并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翌日12月8日(因时差关系,实际上仅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之内),日军首次进攻香港,率先在上午8时30分以战机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仅有的五架空军飞机遂遭彻底损毁。[12]此后不出48小时,英军虽然奋力防守,无奈寡不敌众,驻港英军“兵败如山倒”,新界防线全数崩溃。到12月12日,九龙半岛已经完全陷落,[12]日方于是在12月13日派员到香港岛,以大炮和空袭为威胁,迫使英方投降,结果被杨慕琦加以拒绝。[11]
杨慕琦拒降以后,日军再度大肆进行空袭,并成功在12月18日和12月19日,分别在三个不同地方登陆香港岛,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期间日军在12月17日曾第二度劝降,仍为杨慕琦所拒。到12月21日,丘吉尔曾致电报到香港,鼓励守军抵抗到底,并表示守军“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设想”,[11]惟当时英兵已经溃败,边战边退。自12月21日至12月24日,英军虽然作出最后的顽强反抗,但始终未能击退日军。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奋战。但到下午3时,守将莫德庇少将向他表示英方已再无力还击,杨慕琦于是先设法送走所有军政要员离开香港,并决定投降。由开战至此,两者仅距18日而已。[13]
在12月25日下午4时,英方前线开始举白旗,一小时后,英方派员到日方司令部请求投降,但由于日方要求英方投递降书,所以英方要至晚上6时20分才正式投降。结果,杨慕琦乘天星小轮渡过维多利亚港,在当日晚上7时与日方在九龙半岛酒店内举行投降仪式。[14]投降仪式由酒井隆中将主持受降,而英方代表则有杨慕琦和司令莫德庇等人。由于空袭导致停电,所以杨慕琦要在灰暗的烛光下签署无条件投降的降书。自此,香港正式沦陷,开展长达3年零8个月的艰苦岁月。至于杨慕琦向日军投降当日,由于正值圣诞节,所以史称当日为“黑色圣诞节”。[14]
杨慕琦是自英方将领康沃利斯勋爵在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率大军投降以来,首位失守殖民地而投降的英国官员。投降翌日,英方正式全面停火,而杨慕琦本人自签署投降条款当日即沦为日军战俘。日本占领香港后,大部份原殖民地政府要员都被禁于赤柱拘留营内,但杨慕琦最先仍获日方礼待,被软禁于半岛酒店内。[10]日方后来将杨慕琦转送台湾拘禁,除他以外,在当地的战俘还包括有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托马斯爵士等盟军阵营的殖民地官员。[10]不幸的是,杨慕琦在当地受尽折腾,甚至被关进竹笼入面,遭受日军的不人道对待和凌虐。[15][10]到二战后期,杨慕琦再被日方转送到满州国的沈阳监狱监禁,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人们一度以为他已遭遇不测,其后苏联军队进占东北时,才在无意中寻获杨慕琦。[10]
由于杨慕琦被禁期间身体欠佳,所以获释后未有立即重返港督岗位,而是返回英国疗养。至于香港在重光以后一度由辅政司詹逊爵士组织临时政府,后来在英政府指令下,再由海军少将夏悫爵士筹组军政府,进行军法管治。[10]香港重光半年以后,杨慕琦在1946年5月1日复任香港总督,结束了临时军法管治。[10]在复任以前,英廷向杨慕琦颁授GCMG勋衔,以肯定他在战时的表现。
复任港督后不久,杨慕琦爵士在8月28日大胆发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16][17]到是年10月,杨慕琦正式推出建议书,当中建议香港应设立一个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其余三分一则属委任;另外,在民选议员部份中,一半由华人直选,而另一半则由洋人直选。构想中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18]
根据方案,为配合市议会的设立,立法局内的官守议员议席会由原本的9席减至7席,非官守议席则增加一席至8席。在官守议席中,5人会是当然议员。而在非官守议席中,4人由非官方机构推举,另由太平绅士中选一人,商会中选一人,以及从新成立的市议会推选2人。[18]港督仍会是立法局的主席,继续享有投票权。方案推出以后,被通称为“杨慕琦计划”。表面上,方案虽然容易推行,但由于各界未能就市议会职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方案迟迟未能落实。而即使华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港府也没法得到全体华人社会的赞同。到1947年5月17日,杨慕琦任满离职,以61岁之龄退休返英,但其方案始终未能取得共识。[1]
杨慕琦卸任以后,由葛量洪爵士在7月25日接任港督,他上任以后,内地正值国共内战,其后中国共产党又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件事都触发大批难民在战后涌港。基于当时香港与邻近地区局势不稳,再加上香港前途不明朗,“杨慕琦计划”被一再拖延,至1952年10月,英国下议院更正式宣布放弃计划,计划随即为港府所放弃。[1]
杨慕琦卸任港督以后,退居于英国英格兰的温彻斯特,晚年热衷音乐和弹奏钢琴,而且花时间参与当地唱诗班的活动,以及研读不少古典文学。杨慕琦在1974年5月12日逝世于温彻斯特的贝雷域奇疗养院(Bereweeke Nursing Home),享年87岁。杨慕琦生前曾居于温彻斯特的兰格府(Lang House),宅第在他身后改成民宿旅馆。
杨慕琦的妻子名叫约瑟芬·玛丽·普赖斯,CStJ(Josephine Mary Price,?-1977年4月10日),而她的父亲则名叫沃尔特·C·普赖斯(Walter C. Price)。[6]杨慕琦和约瑟芬育有2名儿子和2名女儿,当中,以布赖恩·沃尔特·杨慕琦爵士(Sir Brian Walter Mark,1922年8月23日-)最为有名。布赖恩·沃尔特·杨慕琦爵士是英国资深教育工作者,曾长年担任查特豪斯公学的校长。[6]
| 主要公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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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衔 | ||
|---|---|---|
| 前任 约瑟夫·柏恩爵士 |
署理塞拉利昂总督 1929年 |
继任 约瑟夫·柏恩爵士 |
| 前任 约翰·钱斯勒爵士 |
署理巴勒斯坦高级专员 1931年11月1日–1931年11月20日 |
继任 亚瑟·沃霍普爵士 |
| 前任 乔治·欧文(署理) |
巴巴多斯总督 1933年8月5日–1938年3月 |
继任 威廉·弗林(署理) |
| 前任 亚瑟·弗莱彻爵士 |
署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督 1937年11月–1938年2月 |
继任 赫伯特·杨格爵士 |
| 前任 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 |
坦噶尼喀地区总督 1938年7月8日–1941年6月19日 |
继任 威尔弗里德·杰克森爵士 |
| 前任 斯密夫(署理) |
第21任香港总督 1941年9月10日–1941年12月25日 |
继任 酒井隆中将 军政厅最高长官 |
| 前任 夏悫爵士 临时军政府首长 |
第21任香港总督 1946年5月1日–1947年5月17日 |
继任 麦道高(署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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