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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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台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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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1]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成为继清朝之后的国家。中华民国于1912年至1949年其间统治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蒙古、新疆、西藏等边地控制不深）。按照统治政府与地理政治情势，中华民国可划分为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7年）、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1949年）与台湾时期（1949年至今）三部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国取得清代割让给日本的台湾。1949年后，中华民国因国共内战失利而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退守台湾以及福建周围的部分岛屿，中央政府播迁台湾台北（今台北市），形成现今台湾海峡两岸政权的对峙局面。
目录 |
中华民国成立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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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辛亥革命
自上而下改革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废除掉旧有的制度和体制，并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才是有效的方法。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一个反清的共和主义者，开始在海外华人、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间受到瞩目。1905年，孙中山和另一个同样受到瞩目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盟会。中国国内的一些地区军阀、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华人对这个运动给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东京发表，并在1920年代早期作过一些修改。他的理论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民权表达了孙中山期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为社会主义，是指通过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的规范来帮助平民。
共和革命于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省的武昌爆发，当时反清的革命计划被暴露，由革命党人组成的新军被逼叛变。这就是“武昌起义”，也是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的来源。这次起义迅速扩展到邻近的省会城市，并得到遍布全中国的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到了11月底，22个[2]行省中有15个宣布从清政府独立。一个月后，孙中山从美国返回中国。孙中山在美国时从海外华人和美国的同情者间为这次革命筹集了资金。日本也秘密运送军火给革命军占领的南京。[3]
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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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二次革命
| 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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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但是在北京，此时清朝的权力已经掌握在当时最强大的北洋军指挥官和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手中。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体遭到内战或外国军队的可能入侵而夭折，孙中山同意袁世凯提出的把中国统一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政府开始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所掌握。[5]
此时共和的进程比孙中山及其盟友所预料的要慢，因在袁世凯身边尽是一大班前清官僚（包括袁氏本人），他们一直不习惯甚至反对以“国会”制约政府的权力，最终袁世凯的权力也就超越国会。1912年8月，孙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这个党是以同盟会中一些主张议会责任内阁制的份子为核心，再联合其他小党派结成。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届国会两院选举，宋教仁以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口号进行参选，甚至有传当国民党议席占过半数时，宋教仁会提出要求出任国务总理。
害怕权力被削的袁世凯，为此于3月暗杀了宋教仁。[6]孙中山因此对袁世凯的不满开始增加，1913年7月，他指挥南部的几个省进行了反对袁世凯的叛变，称为“二次革命”。叛变后来被袁世凯成功镇压，孙中山及其他发动者逃亡日本，但袁世凯并没有立即对国会占多数议席的国民党议员进行打击。1913年10月，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国内其他的主要政治势力也承认袁的政府。为了取得国际认可，袁世凯同意给予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权，保证中国虽然是宗主国，但是俄国在外蒙古地区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影响。1913年11月，袁世凯终于下令取缔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逐出国会。在之后的几个月内，他解散了国会，改立一个参政院的傀儡机构，并强行通过颁布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以规定他可以终身任职。
洪宪帝制
1915年，袁世凯父子促使杨度等六人组成筹安会，进行袁世凯称帝的劝进动作。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自称受全国国民代表拥戴，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自称皇帝，将于1916年1月1日改年号为洪宪。这引起了全国性的叛变，为数众多的省宣布独立。1915年12月25日云南将军蔡锷、唐继尧首先宣布独立，并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这场护国战争中袁世凯的军队受挫，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以谋求续任总统，但被护国军拒绝。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
袁世凯去世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袁氏亲信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自此中央政权连续被北洋军阀系统控制，但此时已经无人具有足够能力控制整个北洋系统的军队和政权，各不同派别的领导人以省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实际上的割据局面，名义上各势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支配，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由不同派别军阀统治。
北洋政府与军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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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民国军阀
袁世凯去世后，军阀间展开了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权。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如“中原大战”估计有二十万士兵死亡，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中央政权的更迭
- 府院之争
-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分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二者争执不断。国会对段内阁的制约不断，终于以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导火线，黎元洪宣布把段祺瑞解职。而段祺瑞就离开北京，拥兵对抗黎政府，结果黎氏需要召张勋入京调停。
- 张勋复辟
- 1917年，张勋借黎元洪、段祺瑞二人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执之机，从徐州率五千辫子兵入京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即位，宣布复辟，但仅持续12天被段祺瑞讨平。黎元洪宣告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段祺瑞续任国务院总理，另立由他的派系控制的安福国会。
而冯国璋与段祺瑞时有冲突，最后冯国璋总统任期结束，冯段二人相约共同下野，由袁世凯的老朋友，前清元老兼当过国务卿的徐世昌接任总统，而段氏的皖系在背后操纵政权。
此后皖系、直系、奉系和晋系四系军阀明争暗斗，中央政权频频易手，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阁，更有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两次进入北京执掌政权，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外国入侵和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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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五四运动
一战于1914年开始以后，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1915年，日本向北京的军阀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这个条约将使得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北京政府拒绝了当中的一些要求，但是北京屈服著同意了日本对已经在其控制下的山东省的领土要求，北京也承认了东京政府对满洲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的统治权。1917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与日本签订秘密协议，以日军抵抗德国的海军作为交换条件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希望可以夺回失去的领土。但是，1918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中国承认了其对山东的统治。当《凡尔赛条约》确定日本获得在中国山东的权利以及北京这个出卖领土的行为被公诸于众后，国内一片哗然。1919年5月4日，大量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北京政府和日本，这就是后来被认为是民族觉醒的五四运动。[7]由五四运动激发的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延伸至1923年。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示威游行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这场由爱国学生发动，以政治热情、学生运动以及打破宗教崇拜和由知识分子改革派领导的各种思潮，发展成一个民族觉醒的运动。这次运动，后世历史学家普遍称之为“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这两个词通常作为同义词使用。
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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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国共合作
五四运动重新点燃了当时处于低潮的共和革命。1917年，孙中山通过与南方的军阀合作成为当时在广州的南方军阀的大元帅，称为护法运动。1919年，孙中山重组中国国民党以反对当时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当时仍然具有合法性并与西方世界有联系。到1921年，孙成为南方政府的大总统，他在他的有生之年致力于巩固他的政权并实现与北方的联合。他试图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努力受到忽视，但是在1921年，他转向刚刚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苏联救助。苏联试图通过严厉批评西方为“西方帝国主义者”而表示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者，但是处于政治的考量，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双重的策略，即同时支持孙中山和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期盼著两方的合并，但是同时也准备了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从此，开展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军阀联盟破裂，孙中山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著名顾问鲍罗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进行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她的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苏联顾问也帮助国家主义者建立起政治机构以培训宣传人员在群众中动员的技巧，并于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中正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中正于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了建立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1924年，蒋中正成为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成为政治部主任。
蒋中正的崛起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兆铭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分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由于当时由孙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两派暂时无事。[8]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却没有交代接替人选。汪兆铭在北京安葬孙中山后，在回到广州前，先到汕头与蒋中正会面，希望能与蒋合作，与右派势力竞争。1925年7月1日，广州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兆铭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长一职形同空壳）。右派见大势渐去，开始铤而走险，暗杀左派国民党员。1925年9月，财政部长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左派趁此机会实施戒严，蒋中正率黄埔军逮捕右派军系的粤军领袖许崇智等人，将粤军编入黄埔军中。至此，左派可谓完全掌握局势。
北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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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国民大革命
北伐战争与宁汉分裂
蒋中正一直都希望能立即进行北伐，然而汪兆铭和鲍罗廷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都反对北伐，这成为了蒋中正逐渐和左派产生裂痕的起因。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开除了他的苏联顾问，并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9]1926年5月，湖北军阀吴佩孚入侵湖南，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不敌，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成为了蒋介石发起的北伐理由。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中正率军攻入湖南后，李济深、湘军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了吴佩孚。
左派此时已经不信任蒋中正，希望能扶植唐生智来取代蒋的势力，并且把国民政府的位置从广州移到湖北的武汉。蒋为了另寻出路，从湖南往东进军，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蒋进入上海后，获得了当地商人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不再须要依赖左派与苏联，便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1927年4月12日，蒋下令“清党”，动用军队及地方帮派人士，搜捕并处决共产党员。[10]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等人于是向蒋中正靠拢，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反共的政府，与武汉的左派政府对峙，称为“宁汉分裂”。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国共合作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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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南昌起事
共产党感到形势危殆，认为不能再完全仰赖国民党左派，开始积极在湖南湖北一带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属军官多为湖南地主，因此开始强烈反对共产党。汪兆铭迫于形势，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党，国共合作至此结束。[11]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称之为“宁汉合流”。
当时共产党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借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此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了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共产党于是决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1927年8月1日，发起了“八一南昌起义”（国民党方面称为南昌暴动）。[12]原本计划攻入广东，但是没有成功，于是进入江西的山区。毛泽东在湖南也发起了没有成功的长沙起义也叫秋收起义，往东与江西共军会合。共产党的武装势力于是长期在此地发展，称为“江西苏区”。
东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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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东北易帜
宁汉合流后，蒋中正整合军队，向北方步步进迫，在保定之战中击败奉军。大军当到山东之时，日本为了阻碍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借口保护侨民，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蒋中正绕道北伐，进迫北京。张作霖见大势而去，被迫退出关外，途中，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是为皇姑屯事件。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该事件的制造者关东军意图鼓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独立，但被张学良拒绝。同时张学良秘密和基本上已经统一南方的蒋中正联系，准备宣布东北归于南方中央政府统治。1928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原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五色旗更换为国民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意即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至此，除外蒙古地区，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军阀混战局面结束。
黄金十年
到了1928年，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蒋中正的统治下，而南京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中国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力量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外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缓解，政府积极地进行立法和刑法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分期偿还负债、改革银行和货币体系、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并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教育界也获得了同样巨大的成就，以期通过一个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更进一步鼓励了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这一段时间因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黄金十年”，但同时也有一些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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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评价
从积极的方面说，在这段时间内中华民国的工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国民政府自1927年起推行货币改革，逐步废除银本位制，后于1936年发行法币，与英镑及美元挂钩。这是中国金融史上首次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尝试，统一了国家货币。从此国家能够有效掌握白银等硬通货，保证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基本稳定。
在教育方面及文化方面，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当时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政府组织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由厂矿工程技术骨干组成的，并有专人管理的实习进修队伍。其中大部分学员回国成为当时大型国营厂矿的领导骨干。
农业方面，从1921年到1936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中华民国统治时期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量（包括大豆）约为3000亿市斤，这一数字到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大多风调雨顺，这对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低的中国农业而言是至轐重要的因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规定：万国公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制”。这种单位制，通常称之为“一二三制”，即一升等于一市升，一公斤等于二市斤，一米（即一米）等于三市尺。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制和国际际准统一起来，影响巨大。直至今日，中国大陆仍是公制市制并行使用的局面。
负面评价
在这段时间内重工业成长有限。钢铁工业的甚至出现了倒退。晚清时候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政府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13]。，至1938年武汉失守前才匆忙将该厂部分设备拆运至后方。同时国民政府先后计划在南京和湘潭建设中央炼钢厂，均告失败。
在日本积极准备侵华战争时，国民政府却未将重工业有计划的迁至大后方。直至战争全面爆发，沿海工业已经遭受重大损失，国民政府才匆忙搬迁工厂，在运输途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发行法币为国民政府稳定自身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通过强制手段将民众手中的硬通货如白银等集中至政府手中，由于法币不断贬值，造成民众财产在事实上大幅贬值乃至化为乌有。
在毒品问题上，国民政府先后颁布禁烟、禁毒法令、法律、法规等300余件，在数量和质量上较清政府、北洋政府均有较大提高。但在实际执行中，国民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即对当时最主要毒品大烟（即鸦片）的生产制造、运输、销售以及开设吸毒场所等环节，只要向政府缴税即为合法。这种政策实际上无法起到禁毒的作用，反而助长毒品蔓延，使大量的毒品交易合法化。1931年以后，日本在东三省强力推行鸦片种植及贸易，以及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为解决财政问题，默许“特货”（字面意思为特殊货品，意为中共政权对鸦片的另一种称呼）贸易，两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毒品蔓延。
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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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抗日战争
没有中国人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企图。[原创研究？]受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对原材料需求的压力，日本于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占取中国东北的战争，并于1932年建立了由前清朝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失去东北这个富有工业发展和战争工业潜力的地区使得国民政府的经济大受打击。而在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对于日本的行为束手无策。日本开始从长城南部向中国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进。中国人民对日本感到愤怒，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断的表面退让，另一方面节节抵抗日本军阀，又一方面调动军队围剿红军。[14]后来，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与共产党终于携手抗日。不过，共产党依旧抱持着拖延战术，不愿意也不能够与锐气方盛的精锐日本军阀展开全面冲突。[原创研究？]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阀在北平（现今北京）城外起冲突；西北军于芦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称七七事变。[15]接着，蒋中正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指责日本军阀的侵略、呼吁全国百姓团结而立。同时这也促进了国共反对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联盟的形成。这次合作以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式进行。[原创研究？]但是，两党间的不信任仍难以掩盖。貌合神离的联盟在1938年后开始破裂。[原创研究？]共产党抓住一切机会扩展其影响，包括利用有利于农民的群众组织、行政改革、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等等，而国民党则希望压制共产党的影响。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二次大战的亚洲战局发生重大转折。这时的国民政府认为，如果下令对日宣战，中国将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援。面对来之不易的局面，在危局中苦撑待变的蒋中正十分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
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宣战，至此中国对日长达十年之久的“战而不宣”局面宣告结束。这也是后来针对抗战时间的定义，历史上有分歧的说法。依照战争法而言，官方上正式对日抗战始于1941年12月9日，终于1945年8月15日，共三年八个月。
对于抗战，国府方面定下的作战方针是，现有部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本军阀，将华北、沿岸一带的广大空间换为宝贵的时间；而真正的战场，则是华中一带。不过，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并且激励士气，国府调动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七十万部队，投入淞沪地区与日本军阀展开血战，彻底粉碎了日本皇军“三日攻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夸词。之后，历经台儿庄等战役，日本军阀于一年后占领武汉。此时，战线过于拉长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日本军阀，面对已有充分准备的国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中日战争至此陷入拉锯战。
相对于国民党方面，共产党方面，则是挺进日本军队占领区，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活跃在华北。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活跃在中国的华中、华东。共产党的作战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参战。使本来就分散的日本军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打击，在局部陷入被动。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有利的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比较有名的战役有三次长沙会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国内外军队立即终止战斗。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何应钦，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对日抗战胜利结束。
战后行宪与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日本投降，恢复了自清末以来失去的对台湾主权；中华民国也因抗战胜利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成为五大国之一。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府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摩擦，由此在美国调停下，国共双方展开了一年半之久的政治谈判。谈判的目的不仅为制止国共冲突，也为国家即将开始的宪政而共同协商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共最终彻底破裂，内战再度爆发。国民政府一方面应战，另一方面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施行宪政。1949年，内战以中国共产党军队击溃国军，并将中华民国政权驱赶到台湾而暂告一段落[16]。
台湾回归与二二八事件
- 参见：二二八事件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国民政府开始在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开始接收日本占领区，恢复对中国的统治。1945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台湾，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同时，国民政府设置了台湾省，建立了台湾军政公署，使其成为中华民国47个省之一。
战后的台湾民心动荡，政府与民众关系紧张，在1947年2月发生了流血事件。台北一个烟贩被政府人员开枪击毙引发了整个台湾岛的骚乱，并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最后国民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前往台湾镇压，将骚乱平息。历史上称其为二二八事件。这一事件造成了台湾当地人民的巨大伤痕，对未来的中华民国和台湾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二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废除了军政公署制度，建立了台湾省政府。
施行宪政
| 中华民国宪政史 | |||||||||
|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 |||||||||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
| 天坛宪草 | 袁记约法 | 训政时期约法 | |||||||
| 安福 宪法 |
五五 宪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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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锟 宪法 |
期成 宪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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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 宪法案 |
政协 宪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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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宪法 | |||||||||
| 动员戡乱临时条款 | |||||||||
| 宪法增修条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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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行宪
中华民国自开国以来一直致力于起草一部主权在民之宪法，但因北洋军阀混战，南北分裂以及日本侵华战争导致宪法迟迟未能制定。1946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在国共分裂的背景下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并于12月25日通过了基于同年国共两党商定之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4月，国民政府基于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结束党治。11月21日，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代表人民直选。12月25日，中华民国正式实施宪法，从此中华民国进入宪政时期。
1948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集会，选举了首任总统和副总统。5月，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步入历史。
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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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国共内战
1945年抗日战争后，共产党的势力扩大，国共双方的冲突再起，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领导国民政府的蒋中正则致力于在1946年内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将国家引入宪政时代。国共两党围绕受降问题，改组政府问题，制宪国民大会问题激烈较量。双方时有战斗，时有谈判，但谈判终致破裂而战事扩大，从1946年到1949年间的三年内战，辽沈战役（辽西会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和平津战役（平津会战）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均告失败，不但丧失大片控制的土地，国军损失了主力近150万人，更有超过100万的部队与政府官员投降共产党。1948年秋天，国民政府在东北仅剩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城市，10月15日国府锦州失守，19日长春在数个月的包围战后失守，11月3日解放军正式进入沈阳，共产党全面控制中国东北。11月中爆发的淮海／徐蚌之战是国共内战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役，此战役成为国共最后的总决战，国民党最后败阵，12月15日解放军攻下徐州、1月15日攻下天津、1月19日攻下蚌埠，会战结束。1949年1月21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重新开启国共和谈。1月31日解放军和平地进占北平。
1949年4月，国共举行了北平和谈（即所谓“划江而治”），但国民党无法接受共产党的要求，谈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渡过长江，中国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投共，1949年4月23日首都南京被解放军攻克，民国政府迁往广州。4月24日解放军攻下太原市，中国国民党部分守军与政府官员因拒绝投降共产党而集体自杀，中国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太原五百完人”。5月解放军陆续攻下华东、华中诸多大城市，在10日进占了杭州、15日进占南昌、16日进占武汉、27日进占上海。6月3日美军军事顾问团撤离与国军撤守青岛后，同日解放军进占青岛。8月6日解放军攻陷长沙、17日攻陷福州，解放军战线深入华南地区。10月1日，共产党在北平（后易名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5日解放军攻占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再迁重庆，17日攻占厦门，并对厦门外海的金门进行作战，25日金门战役国军大捷，击退进攻的解放军。11月3日，解放军进攻舟山群岛的登步岛，中华民国国军经过三天的战斗击退进攻的解放军，史称登步岛战役。
11月中国共产党攻占重庆，国府三迁成都。同年12月7日，行政院电令政府迁设台湾台北市，12月8日至10日，当时仍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中正，以及包括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的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纷纷离开成都飞抵台北，国府宣告“大陆沦陷”。
国府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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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华民国领台时期
中华民国政府的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利之后，将中央政府迁往台湾，自此中华民国即与台湾紧紧纠结，虽然与位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历史、党派而有着恩恩怨怨，但自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未曾再对大陆地区实行过统治,建设目标为:将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1]
外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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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中华民国与其它国家的邦交开始出现急剧变化。尼克森的下台，一度使台湾人民以为情况会有逆转的机会。福特总统上台后，果然放慢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进程，然至1979年，总统卡特治下的美国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使外国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变革的决心，所以纷纷向其示好，意图在中国大陆开放市场之际可以分一杯羮。结果，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就这样一直持续减少。直到1990年代，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就已经只余下少数，包括大韩民国及南非等。
1992年，韩国与中华民国断交，韩国政府在断交的同时，违反外交豁免权，片面将中华民国在韩国的所有产业，包括在著名游客区明洞的自置物业及领事馆全数充公，转赠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曼德拉于1994年当选成为南非总统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对他的关照，使他上台后于1998年中断与中华民国的建交，而改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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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台湾经济
随着产业从农业发展到轻重工业、国民教育普及，台湾在1970年代进入经济起飞时代，蒋经国总统所推动的十大建设至今仍被视为促进台湾经济起飞的基本工程。1980年代，台湾则被视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股市指数高达万点，所谓的“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在民生富裕民众殷实的背景之下，台湾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能量皆在此一时期累积。
解严至今
1980年代，蒋经国总统逐渐将政治完全民主化，有人认为是由于“江南刘宜良事件”的发生。[17]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当时虽尚未解严，但蒋经国并未镇压，显然已经想让中华民国以“两党竞争”的方式[原创研究？]，开创民主新局。
1987年，蒋经国主动宣布解严，这一步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真正民主化的一个里程碑。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于台北，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1989年开放党禁。1990年，李登辉由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为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早在1947年，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便选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但由于国府迁台，国家进入动员勘乱时期，即国家发生内战，民主制度在国家戒严时无法完全开展,部份人认为这是为了保持治理整个中国的基础，便一直没有改选，称为“万年国会”。在李登辉当选总统的同年，一些学生为了万年国会问题发动了三月学运，之后李登辉认同并宣布修宪。修宪结果，使原大陆地区选出之年迈国代优遇退职，由台湾地区选出之全部新国代修宪，最后使总统选举可以直接公民直选，不再以“委任直选”方式选举总统。
1994年，台湾省首次直选省长、直辖市首长。省长选举结果，由国民党宋楚瑜当选首任民选省长。台北市市长选举，民进党陈水扁当选，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北市首次由反对党执政。高雄市市长选举则由国民党吴敦义当选。
1996年，中华民国首次公民直选正、副总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导弹演习的军事威胁及美日等国际关注之下，最后由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李登辉与连战击败民主进步党提名的彭明敏与谢长廷，顺利连任。到了2000年，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由于分裂，产生了两位总统参选人连战与宋楚瑜（宋氏以无党籍身份参选），最后，由民主进步党的前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前桃园县长吕秀莲女士赢得第十届中华民国正、副总统选举，这是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中国国民党成为在野党。
2003年，《公民投票法》通过，首次公投和2004年的总统大选一同举行。到了2004年的总统选举时，投票日前一天于台南市发生三一九枪击事件。当天开票结果，民主进步党的陈吕配以0.228%些许差距击败中国国民党提名的连宋配，成功连任，并于5月20日就职第十一届正、副总统，并且引发社会大众、自由新闻媒体的讨论，与其两党支持者之间的对立，政局开始动荡不安，也因此影响了这段期间中华民国的经济与外交发展。
2006年，总统陈水扁之亲信与家族成员陆续爆发贪渎丑闻，声望大幅下降，民间开始发起要求总统陈水扁下台为贪渎案负责的游行活动。在国会中，以民进党为首支持总统陈水扁的执政派系与以国民党为首的反对派系，亦为了罢免总统的议题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在制度上，两派的斗争陷于强局。年底的直辖市长选举，国民党及民进党各赢得一席，台北市由国民党籍的郝龙斌当选市长，而高雄市在激烈的选战之下，民进党以一千多票之小差距击败国民党的候选人，由陈菊女士当选市长。
2007年，随着民进党及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出炉，在政治立场鲜明的媒体助长之下，更激化了选战的激烈程度。
2008年，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与萧万长，以765万8,724票，得票率为58.45%，击败了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谢长廷与苏贞昌的544万5,239票，得票率41.55%，当选了第十二任的总统与副总统。中华民国完成了第二次政党轮替，民主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对民主法治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正要修补民主运作过程出现的法律漏洞，而人民素养提升，重新认识了真正民主而不流于民粹，强调合理周全与公平之法治为完全民主落实之基础，使国家向心力有再凝聚的机会，自由与混乱中，由于也有看清真相的许多自由的大众媒体当人民的眼睛耳朵，而在政治力完全无法干预的完全自由下，因为国家长期被中共政权在国际生存空间的压迫而产生国家内部矛盾的问题，与投机者和政客，渐渐被人民看清，其权力受到人民监督，并以民主法律规范，总统马英九认为“台湾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他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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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文献
- ^ 当时把原两江总督衙门作为临时政府的办公地点，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 ^ 当时的行政区划是内地18省（直隶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加东北三省和新疆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新疆省）共有22省，另有内外蒙古、青海、西藏，不设省，派驻地大臣管理。（参见清朝行政区划）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年1月》
- ^ 张玉法（1999年）:《中华民国史稿》第一章〈中华民国的开国〉，第28页。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壬子──十四年乙丑，第32页：“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总统致祝词。”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86页：“国民党理事代理理事长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壬子──十四年乙丑，第437页
- ^ 张玉法（1999年）:《中华民国史稿》第三章《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第152页。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9页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180页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31页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民国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39页
- ^ 有论者指汉阳钢铁厂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复生产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长期向日资举债终致日资所入侵有关。另外当时中国链钢水平也是一个因素。见车维汉，"近代日本与中国大冶铁矿"及"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2004-04-07 载于新华网。另外全汉升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鐡厂每每炉毁敷停，萍乡煤矿常因战事停工，大冶鐡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走向衰落。１９１９年汉阳铁厂１、２号高炉停产，１９２１年北洋政府改变钢轨标准，造成汉阳铁厂近５万吨钢轨无销路。至此汉阳铁厂炼钢部分全部停产，并日趋衰落。见"我国第一位钢铁冶金工程师——吴健"
- ^ 张玉法（1999年）:《中华民国史稿》第五章《日军侵华与抗日风潮》，第248页。
-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民国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700页
- ^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2001
- ^ 台湾作家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枪声三响撼金山》，《传记文学》，2004年10月）
- ^ 马英九表示：自由民主将是两岸未来共同语言
- 《剑桥中华民国史》，（美）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7-5004-1406-4/K·204。
- 《中华民国史》，（中国大陆）张宪文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ISBN 7-305-04242-0/K·284。
- 《中华民国史稿》，张玉法著，台北县，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
-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到四册，作者郭廷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ISBN：6666712919。网上资料。
外部链接
| 前朝： 清朝 |
中国朝代 | 后朝： 台湾地区： 今日 大陆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蒙古国：1921年独立 |
- 注：目前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宣称对中国拥有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中国大陆及大部分海岛，中华民国实际控制台湾地区及较小部分海岛。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认为是继中华民国之后中国政权的后续，即如同中华民国是继清朝之后的后续一样，国际官方场合一般都接受或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但是中华民国并不支持这个说法，对于台湾问题以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仍有较大争议。参看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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