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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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系列条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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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大陆） |
中华民国 （台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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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始于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建，前后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分为以社会主义转型及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毛泽东时代（1949年至1978年）与以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为主题的邓小平及后邓时代（197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以来唯一的执政党，并坚持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与历史影响巨大。
目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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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国共内战
1946年至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展开争夺中国的国共内战。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击溃中国国民党指挥的中华民国国军，控制了中国大陆。旨在建立中国新的联合民主政府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于1949年6月15日至6月20日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第一小组在筹备会成立会闭幕前，即拟定完成“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并获通过。
国号命名
| 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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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的名字起初普遍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经反复讨论，得以采纳[1][2]。此外，最后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的国号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括号加注“（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周恩来受命于毛泽东，于9月26日中午，紧急宴请二十多位元老，讨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9月27日在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正式决定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此后，新中国的名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9月27日，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9月28日，会议休会一天。[3]
9月29日，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并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9月30日下午三点，会议开始，先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的方法，一致通过已经协商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共180人；然后，以无记名联记投票的方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检票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然后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会议主席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其他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举行了简单的闭幕式。[4]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迁往台北，并继续统治台湾及福建离岛。中国历史的崭新与“红色”一页，以及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正式展开。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转型与动乱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社会矛盾尖锐，经济水平落后，货币贬值，交通运输不畅。建国后，一个全面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便迅速建立起来。
在1950年代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以及社会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了通货膨胀、重振经济，并且建立起了因战火而受到严重损害的工业体系，也因此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党获得了广泛民意支持，政府根据党的政策灵活应变，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中下层劳工、妇女以及其它群众中。
全国领土的基本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留在大陆的中国国民党残余力量到处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活动，共产党军队继续追击和消灭中华民国国军残余部队，到1950年6月，基本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中华民国势力。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西藏当地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正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香港、澳门、少数沿海岛屿及其他与邻国有主权争议的领土以外，中国领土全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
大跃进和中苏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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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社会上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
当时的人们普遍看轻那些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批评他们为“右倾主义”、“三脱离”等。其后，全国兴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宣称要在15年或更短时间内“超英赶美”。面对有人对冒进的指责，有人发起反冒进，故毛泽东为了反反冒进，提出“大跃进”以阻冒进的指责，希望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工业和农业产值。大跃进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基层为达到不可能的目标，虚报、谎报、夸大实际产出。农业上，由于毛泽东等一些领导人错误的认为，合作社规模越大，越能发展生产力；公社化也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所以将原有的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民加入到组织中来。原有正常的经济体系被破坏，农业产值大幅度减少。其特点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更为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大批人口面临饥荒。同时，在思想上“左”的错误泛滥成灾，浮夸风盛行。
对于大跃进的评价，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党和人民迫切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愿望，但是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其教训是惨痛的
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3000万至6000万人，主要死因几乎都是饿死。
此时中苏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修正主义的争论，最终在1959年尖锐化。苏联撤走了在华的所有人员，并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协助，中国的工业几乎因此完全停顿。中苏两国的矛盾之后又迅速公开化，两国在国际论坛上公开翻脸。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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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初，刘、邓两人掌握著一部分党、政大权，采取较为务实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在最初几年曾有所好转。但是毛泽东对这种务实的政策不满，共产主义远景及自己的政治野心令他最终与刘少奇等人决裂。1965年开始，毛泽东及其亲信开始了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治攻击。1966年春天，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毛泽东派第一次试图利用民意来打击领导层的刘邓派，称后者是“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从此整个中国都陷入了十年的疯狂动乱。
在“文革”的最初阶段，毛泽东与他“最亲密的战友”、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击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全国的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被教唆来攻击全国各阶层的党的当权者。大批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早期革命家被粗暴对待，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则自杀身亡。在一些地区情况失控，不同派系之间的红卫兵发生武装内斗，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来平息这些过激的冲突。
毛泽东发现学生失控之后，决定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在1971年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内斗中失败的党的第二把手林彪在该年9月13日出走，在飞往苏联途中飞机失事坠毁。周恩来等稳健派暂时控制局势，在他们的协助下，邓小平恢复工作，并在197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虽然政治运动依然频繁，但较“文革”初期已经有所改善。
不过在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依然严重。1975年，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四人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邓小平。1976年，周恩来去世，清明节期间发生了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实为支持邓小平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同年9月，毛泽东去世。党内第一把手的位置由毛泽东评价为“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取得。华国锋在军队的支持下，逮捕四人帮，巩固了其在党内地位。
毛泽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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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毛泽东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现代历史打上了深深的毛泽东印记。他既统一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的强有力的政府，也创立了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其任内也有许多人遭到迫害，尤其在他晚年，由于严重的政策错误，给中国精神文化领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时代中国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的工业建设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文盲率高达80%，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当毛泽东去世时，文盲率下降到不足7%，平均寿命则提升到70岁。
毛泽东对人口没有进行控制，反而鼓励生育，其结果在批评者眼中来看是灾难性的。1949年中国有5.4亿人，到1976年时达到9.5亿人。而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增长并非来自于高生育率，而是来自于死亡率的大大降低。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时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受到了主要来自国外舆论的批评，但从目前来看确实控制了人口的急剧增长。随着人口增长的稳定，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被后人称作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前者多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中国共产党官方将毛泽东的理论称为毛泽东思想）。他的理论影响了很多“革命者”，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秘鲁的光辉道路以及尼泊尔的革命运动。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与波折
邓小平掌权
“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文革”的正式终结。邓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并在党内安排了许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邓小平成功地取代了由毛泽东钦点的继承人华国锋。不过这次斗争并没有像共产党以前的政治斗争中那样你死我活，而是让华国锋渐渐地隐退。1980年，华国锋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赵紫阳取代，而党总书记的职务则由胡耀邦取得。直到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虽然他握有的头衔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
1979年以后，中国走上了更加务实的发展道路。原先被打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学者恢复了工作。而艺术家、作家、记者们也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从批评的角度来创作、报道。到1980年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被官方正式认定为一个错误。中国也公开审判了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等“文革”中的主要领导者。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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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改革开放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9月首度访华，并且会见了毛泽东本人。1973年双方同意互设联络处，增加联系。1979年，两国建交。中国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关系也明显改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1年10月25日成为联合国中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标志著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受到主要国际组织的承认。
邓小平上台后出访了多个西方国家，1979年，他访问美国，与卡特总统会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决定在1997年英国将归还在鸦片战争中侵占的香港（中国大陆官方称从未丧失香港的主权，1997年只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邓小平同意在50年内不干涉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市民的生活方式。这种一国两制的构想后来沿用在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也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使用。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寻求与苏联的和解。作为世界的另一个超级大国，邓小平认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要比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还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参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的、较务实的领导层更加重视经济建设，而不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1978年12月转折性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领导层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口号，扩大农村人口收入，鼓励国有企业自主经营，降低中央计划，并在中国建立外国直接投资。全会也决定加快司法体系改革，还向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多份新法律的草案。
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指的是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而实现这四个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方法，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党的任务就是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降低了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强调政策的有效性。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远景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努力才能实现，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共同贫穷（原话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认为并不能因为与毛泽东的看法不同就放弃某一政策，事实上打破了个人崇拜的土壤。邓小平也不像陈云等一批比较保守的共产党人，认为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就不能用在社会主义中国。
虽然邓小平为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政治上的支持，邓小平本人并没有提出很多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很多时候改革是由地方领导自行提出的，往往并不符合中央政府的决策。但是如果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么全国就都可能普遍采取这种措施（大陆媒体多称之为：猫论，即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很多经济改革的政策都来自其它有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等。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新思维”有很鲜明的对比。“新思维”的很多政策是由戈尔巴乔夫本人亲自贯彻落实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邓小平采取的“从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苏联“从上到下”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的改革中，计划型、中央管理的宏观经济由技术官僚负责，而放弃了毛泽东以前采取的全民运动式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与苏联体制或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这种宏观管理是间接通过市场体制来实现的，而很多还是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经济规划及控管机制中借鉴过来的。
宏观的经济管理并不妨碍在较低层次的市场经济。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十分重视农业产出，他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取代原有的集体化农业。在地方一级，政府利用物质刺激而非政治口号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被允许通过向自由市场贩卖农产品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县、省一级也可以自己投资建设工厂，政府鼓励对轻工业的投资。邓小平将中国的经济引上了一条重视轻工业、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道路。
轻工业产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十分关键、重要的。这种周期短、成本低、高外汇收入的产业所创造的收入，能够为以后技术含量高、资本运作复杂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然而与其它经济改革并不太成功的国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国的轻工业投资并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国重工业投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而银行的资金则主要来自消费储蓄。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防止利润通过税收或银行体制以外的任何方式进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产业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间接的。总而言之，邓小平的改革开启了中国的工业革命。
这些改革措施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补的。中国决定通过增加国际贸易，特别是购买来自日本和西方的机械来加速现代化进程。通过这种出口导向经济模式，中国获得了一定的外国资金、市场、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从而加快其经济建设的步伐。邓小平在中国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吸引外国企业投资。
改革也十分重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新的物质刺激与奖赏制度在全国实施。农村市场恢复销售家产或多余的农产品，也促进了农村工业发展，还为更艰难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邓小平的（特别是早期）市场社会主义在某些地方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或布哈林的经济政策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允许私有企业以及贸易市场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邓小平首次会见阿曼德·哈默时，邓小平要求这位曾经参与投资过列宁时代苏联的工业家向他详细地解释列宁当时的新经济政策。
1980年代民主运动与六四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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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六四事件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现实政治控制以及诸如物价上涨、干部腐败，双轨制引发的官倒等社会问题的不满也开始显现。学生和一些知识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与自由，中共内部的一些元老不断怀疑改革的进度以及改革的最终目标与社会主义背离。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学生开始公开反对改革的缓慢进度，也使这些中共内保守派更确信了对改革的怀疑，担心这种改革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胡耀邦、邓小平的亲信以及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被指责应该为1986年的示威事件负责，而于1987年1月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总理赵紫阳接任总书记，而副总理李鹏被任命为总理。
在赵紫阳接任后，他所倡导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价格调整也引起了普通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强烈不满，有人提出应该加强中共中央在经济上的控制，并且抵御西方影响。这最终导致了一场政治争论，把1988到1989年的冬天吵得火热。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以祭奠名义开始的请愿活动，因政府的应对失当而升级。干部腐败再加上因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困境，是学生、知识份子以及其它城市人口大规模抗议浪潮的主要原因。大学生和大批北京市民聚集天安门广场，纪念胡耀邦的同时也要求更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和言论自由。不断扩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处理腐败问题，并且要求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7条所赋予每一名公民的言论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北京的大部分在校生介入了这场学生运动，学生们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榜样，学生领袖以吾尔开希和王丹为代表，组织大学生，将本次学运称为“爱国民主运动”，积极参与运动的北京大学生组成了各校学生自治会，并联合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抗议也迅速蔓延至上海、广州等其它大城市和省会城市。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首都各家报纸在头版以显著位置转载。认为学生运动被少数反中共反政府阴谋分子操纵，是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5月13日，数百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否定4.26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赵紫阳主张，学生的诉求应当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中共的常委会和政治局通过了和学生协商对话的决定。人大委员长会议支持并决定为此召开人大常委会。但邓小平主张武力镇压。赵紫阳理所当然起而反对。按照中国实行的“以党治国”的体制，常委五人表决，赵紫阳反对动用军队，李鹏、姚依林赞成动用军队，乔石、胡启立起初支持赵紫阳的意见，后来犹豫了，转而请邓小平决定。
5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与政府总理李鹏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了对北京实行戒严。这个决定是赵紫阳甚至很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部分委员都不愿意看到的。
5月20日，戒严令发布。6月3日晚，政府称北京“已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当晚11时至6月4日清晨，军队进入北京城区。他们使用武力清除广场、街道上以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为主体的示威者。北京死亡数字官方报道为超过200人，其中北京学生超过30人，不过海外媒体的报道则多称平民学生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
6月4日之后，中国政府认为示威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并演变成动乱，所以拘留了大批示威抗议者。
1990年代初的中国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政治局势再度稳定。中国再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六四之后，党内主张减缓政治改革力度，以维持政局稳定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为了维护局势的稳定，经济改革步伐也曾一度减慢，直到邓小平1992年的考察南方谈话后，经济局面有较大幅度的改善。邓小平再度重申要发展市场主导的经济。在中共十四大中，一批年轻、支持改革的新领导人取得了最高领导地位。邓小平及其支持者认为，经济的自由化以及进一步的改革对提高中国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在南方考察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公开支持邓小平的经济开放政策。虽然中国依然没有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经济开放却依然是中国的首要目标。
邓小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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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邓小平
如前所述，邓小平主张经济对外开放并且在社会主义威权体制下实行市场经济。在邓小平去世后，中国保持了年均8%的经济成长，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然而，邓小平的改革也遗留了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他市场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国有企业已经无法赢利，而需要关闭。更严重的是，到1990年代中，很多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措施已经不再有成效；农村收入降低，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现在领导人所面对的极大挑战。
最后，邓小平强调务实，否定毛泽东共产主义理想化的作风虽然在中共党内占主导地位，却引起西方世界的怀疑。很多在中国国内或国外的观察家都怀疑一个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是否依然能够控制越来越活跃与繁荣的中国社会。然而，这种问题与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国或1949年前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战乱、饥荒及社会不稳定等问题比起来，无疑是非常轻的。
根据《财富》杂志记者吉姆·罗沃的说法，“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至1994年间的改革带来的有可能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进步影响了上亿的人口。
邓小平于1997年去世。但他的时代并没有结束。迄今，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依然居主导地位，并以邓小平理论的形式固定下来，在中国大陆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等的地位，并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第三代领导人
江泽民是邓小平以及其它中共元老的折中选择，来取代当时指定的继任人赵紫阳。赵紫阳被认为对学生抗议过于容忍。虽然江泽民并没有直接卷入对示威的镇压，他因迅速稳定上海的局势而受到赏识。当时，候选人有两个：江泽民和李瑞环。
邓小平的健康状况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况愈下。在邓小平的晚期，江泽民及其同僚逐渐开始负责日常工作。这个“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以江泽民为中心来运作的。
1998年3月，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中连任国家主席。总理李鹏任期届满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总理一职由朱镕基接任。
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行使主权。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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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保持然使正常发展，这使得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内一直保持着9.7%的平均增长率。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上面发挥的有效作用也让人注目。虽然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洪灾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最初的九个月内仍然保持7.9%的增长。虽然全球经济衰退，经济增长仍然达到了政府7%的目标。这主要通过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加大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直接投资来实现的。另外政府也试图用各种办法来刺激需求，但是效果不明显。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也导致了财政赤字的增加。
虽然统计数据显示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一些深厚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日益严重：贫富分化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账的银行系统。
处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同时引发了大量失业工人，但是相应的金融保障体系刚刚建立，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大量老工业基地的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陷入贫困状态。
经过长期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举动正在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两岸外交
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在外交上的处境要比1980年代严峻。冷战的结束与苏联的瓦解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原本存在着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础的丧失；六四之后的中美关系也很难在回到八十年代的蜜月期。虽然江泽民与克林顿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在整个1990年代实际上处于一种非敌非友的状态之中，两国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歧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又能够沟通合作。
江泽民被许多人视为亲美派，他任内极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包括了1997年和1998年两国元首的互访，以及朱镕基总理的访美等。但是美国国内始终有一股强大的抗拒与中国保持亲密接触的力量，这些被称为“蓝队”的人认为在中国改善其自身人权、民主等方面的纪录之前，美国应尽量疏远甚至孤立中国。而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美及之后的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事件、2001年南海危机等，又为中美关系平添许多起伏。然而到了1990年代末，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大部分国际政治学家都已经预见到，中美关系将是新世纪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苏联瓦解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显著改善，两国彼此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相近的立场与利益。然而由于两国国力所限，不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联手与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正面冲突，这一点尤以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最为明显。
新政府在两岸政策上延续了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方针，1993年的汪辜会谈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顶点，两岸关系明显改善，随后江泽民发表了八点对台工作指示，作为具体落实两岸政策的指导。然而1994年千岛湖事件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1996年李登辉的美国行触怒了大陆当局，之后又在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前夕高调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事态曾一度升级至迫使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群进驻海峡。1998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不仅破坏了汪道涵的原定访台规划，更进一步恶化两岸局势。中国政府将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称作“麻烦制造者”，并将希望寄托于他的继任者：然而2000年中华民国实现政党轮换，民主进步党的陈水扁执政之后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在2008年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上任后极力与中国修好，目前两岸局势正走向缓和，此路线也造成台湾内部的争论。
内政
在内政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1997年的香港主权移交与1999年的澳门主权移交，然而这两个事件的结局却并不相同：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民怨四起，经济衰退，直到2003年依旧不见改善（其后大陆开放自由行，香港经济开始复苏）；澳门则在主权移交之后经济腾飞，治安明显改善。
- 参见：法轮功
江泽民任内并没有进一步推进重大的政治改革，但是对于舆论的控制有一定的放宽。互联网的兴起给政府的言论与思想审查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对法轮功的取缔表明中国政府对被其认为是邪教的组织大力打击，即以强硬手段镇压，其合法性有相当多的争议。但是中国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开放，包括朱镕基上任后成为惯例的年度中外记者招待会，以及中美元首互访时对于记者会的全程直播等。政治进程中唯一重大的事件是江泽民离任前发布的“三个代表”理论，显示中共继续改革的决心。
第四代领导人
虽然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上退出中央委员会，让位给由胡锦涛率领年轻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很多人认为江泽民依然会在幕后发挥巨大影响力，甚至有人怀疑胡锦涛是否真的会全权掌控。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六人（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和李长春）被认为是江泽民的亲信。
然而，领导层中派别的不同不应当被夸大。在中国的最高领导集体中，继续现行的经济政策与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是广泛的共识，存在的只可能是具体政策上的分歧。
胡锦涛毕业于中国的清华大学，他是第一个1949年立国后加入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1992年49岁时就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所有委员中最年轻的。新一届的领导人被赋予高度期望，无论是国内国外，大多数媒体都期望，“胡温体制”会把中国大陆带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外的媒体更关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举措，而中国大陆的媒体则更关心新领导层的亲民形象。
SARS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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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SARS事件
新领导层上任后所面对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SARS。SARS在2002年11月开始在中国广东省蔓延，但是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公布疫情，虽然当时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恐慌，官方媒体却鲜有报道。事件直到次年2月才扩大，当时该病蔓延到了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等地，越来越多媒体开始怀疑广东、北京等中国内地城市的疫情比官方报道的要严重，但是中国官方开始时不愿承认。
2003年4月（两会结束后），由于蒋彦永医生公开披露了疫情，中国政府改变了先前的做法，公开承认SARS确实在中国大陆多个省市造成严重危害，胡锦涛并将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撤职，然后积极在全国范围展开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新领导层的做法得到了国际媒体的普遍好评。中国政府也允许世卫专家进入中国了解疫情，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香港基本法23条和政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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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香港基本法第23条
- 参见：2003年香港七一游行
香港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难题的影响，当2003年初港府宣布将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颠覆罪立法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部分香港人认为，23条立法是特首董建华受命中央政府而做出的决定，他们担心立法会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港府做出多项让步，但是还是无法平息争议，最终在7月1日主权移交纪念日当天，50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立法，该事件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切，游行最终导致香港政府宣布搁置立法计划。
在七一大游行后，更多香港人开始要求政治改革。他们公开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选、2008年立法会全面直选。争议在民主派立法会成员李柱铭访美要求美国协助香港民主化后达到白热化，中央政府提出了“爱国者”的讨论，点名批评李柱铭卖国。中央政府认为，香港立即民主化会给香港带来不稳定，影响香港的经济民生，而李柱铭要求美国协助的行为更加激怒中央，因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香港是中国的内政，无需外人，特别是美国人插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国两制”应以“一国”为先，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没有权利自行改变政治体制。200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释，否决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会直选，并重申解释和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在全国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会。
2005年两会期间，董建华以健康原因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的职务，由于《基本法》的疏漏，特首的补选开始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香港特区政府再度要求全国人大释法，期间曾荫权代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然后，再由中央指定的选举委员会补选特首。
经济发展
新政府依然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良好，虽然SARS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全年的经济成长还是达到了近几年来最高的9.1%。但是经济发展依然面对深层的问题，包括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新政府提出了几项措施，包括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以及关注弱势群体。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中国也继续开放其市场，虽然还是受到没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诺的指责。不过，多种外国产品的关税已经下降很多。2003年末，大陆还和香港、澳门签署了CEPA，保证两地的产品能够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这项举措被认为事实上是对香港更为有利，是中央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03年末也成为焦点。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故意将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国际市场上的不公平优势。而中国方面则不愿做出让步，反批评布什政府面临选举年，指责中国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其自己的选举。但是到2004年初，似乎有迹象显示中国将会改变其货币政策，与美元脱钩，曾有一个大陆媒体报道过将在2004年年内使人民币扩大浮动范围，但是立即遭到当局的否认。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
在此期间，中国的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甚至成为一些城市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建筑材料价格也大幅度上涨，这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热。房地产泡沫和银行巨额呆坏账增加了金融风险。房价的过快上涨也导致了非法占地、拆迁纠纷等各种社会问题。中央政府试图进行调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从中作梗，这些调控措施并没有受到预期效果。
总结：现代化的中国
成就
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由中央至地方、有其自己特色的巨大变革，从贫穷、落后转变为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国家，而且正在发生有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现在的中国只有12%的人口生活在贫民阶层，大多数人民享有食品、住房、医疗等生活必需品。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而现在已经下降至不到7%。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现在则达到70岁，比一般第三世界国家要高10岁左右，部分沿海都市人均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的城乡医疗保健系统主要集中在疾病的预防上。中国已经在1950年代末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但是近年又有死灰复燃趋势。1994年基本杜绝丝虫病，1995年杜绝脊髓灰质炎。中国政府正在计划在短期内根治麻风病，在来年杜绝碘缺乏症。虽然人口的寿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又由于1970年代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正在稳步下降。因此，中国已经很大程度的解决了人口过剩和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中国保持稳定的前景将会相当好，而一个持续的增长也是有可能的。
在外交上，1949年后的中国变得更为独立自主，虽然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遭受美、苏两大国的封锁，却依然被视为冷战中少数几个独立于两阵营外的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也日渐成为全球受瞩目的大国之一，区域与全球影响力不断上升。军事上中国也取得长足发展，国防安全早已不是重大威胁，相对的也对邻近国家或地区产生威胁性，如日本、韩国、台湾等，要如何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建立互信机制，将是中国必须解决的。
问题
然而，这样的成就应该从宏观上来看。也应该注意到在相同的被战争破坏的德国和日本，以及附近的亚洲四小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都取得了相似的成就：人均寿命和识字率的提高，更高的生活水平。虽然中国现在正在享受空前的增长，但是这些都是在毛泽东时代以后才得以实现，然而经济虽已蓬勃发展，但人民自由、政治自由、新闻自由等仍远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些种种问题都是未来中国内政的隐患。[来源请求]
政治改革和贪污
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进程缓慢，政府将社会稳定视为第一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将很快实现民主，但大多数人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基层直选普遍展开，但是更高层的民主直接选举依然没有时间表。
部分人认为由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没有政治经验，强行推行更高层的民主实际上可能出现重大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在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后，部分人对进一步民主化抱有期望，不过要政治体制的全面开放，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他们同时认为不论是大陆的民众还是海外的华人华侨都缺少参政议政的意识，或者说对政治不感兴趣。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很多领导人都强调，腐败可能导致共产党失去民心。民意调查也显示腐败是人民最不满意的地方。虽然中共不断加强反腐败力度，还是有人批评政府是选择性办案。有评论认为中国的腐败是体制原因，但当局并没有改革体制的愿望，中共不愿查办一些较高层的领导人，而查办时往往是为政治目的而非司法调查。尽管如此，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如加强法制体系与执法体系等。
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已经放松，引入市场机制，使得更多媒体开始报道有关问题。但当当局认为某些报道太过火时，依然会查封相关报社或解雇某些记者（参见中国媒体）。
互联网与手机短信的出现令政府控制媒体的能力下降。而香港媒体越来越深入的报道内地较敏感的新闻，使内地的新闻审查与封锁变得愈来愈困难。
台湾问题
随着香港和澳门主权移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西藏和新疆的独立运动大大受到控制，现在主要的突出问题是台湾问题（两岸问题）。马英九在2008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中胜出，实现二次政党轮换，为两岸的和解注入一些希望。
参见
参考注释
深入阅读
- 《中国二十世纪全史》，黄修荣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ISBN:7-5006-4261-X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十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ISBN:978-988-17274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ISBN:7-206-02101-8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ISBN:7-5035-0435-8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ISBN:7-5073-0002-1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ISBN:7-5059-2997-6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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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词典上的字词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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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和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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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语录上的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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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新闻上的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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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管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2 [http://www.taiwaner.org/forums/archive/index.php?t-3534.html 纯文字模式（台湾人论坛）
| 前朝： 中华民国(注) |
中国朝代 | 后朝： - |
- 注：目前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宣称对中国拥有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中国大陆及部分海岛，中华民国实际控制台湾地区及部份海岛。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是继中华民国之后中国政权的后续，即如同中华民国是继清朝之后的后续一样。国际官方场合一般都接受或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对于台湾问题以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仍有较大争议，参看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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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 请参看中国历史地理学 2. 请参看中国条目 3. 台湾历史是否属于中国地方史，请见台湾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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