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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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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立像,位於武漢紀念武昌起義的「首義廣場」。背後是武昌起義次日建立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舊址。該建築原為湖北諮議局,建於1900年,現為辛亥革命博物館。照片中的旗幟為十八星旗,代表十八個行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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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指揮官 | |||||||||||
以及各地方之總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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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 200,000 | 100,000 | ||||||||||
| 傷亡 | |||||||||||
| 不詳 | ~50,000 | ||||||||||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辛亥革命廣義上亦可指自19世紀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作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的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對中國國內的民族關係及同時期亞洲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辛亥革命前後的一系列事件不僅結束了此前立憲派實行君主立憲的努力,而且對此後中國憲政與法治發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係等都起到了關鍵的影響。
1840年發生的鴉片戰爭,一般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中國長期的閉關自守終於被迫劃上句號。國內部分官員及知識分子開始明白,不變革便不足以應對中國所面臨的千載未逢的挑戰。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緒初年)的洋務運動,是一場由清室自發的改革。其重點為改良生產技術,透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試圖以興辦工商業來加強中國的國力。然而中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再敗於日本,顯示只限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並未能根本改變中國自北宋以來重文輕武的觀念,19世紀後期迅速強大的德國與日本在社會上卻充斥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養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風氣習慣。
自1895年的公車上書,在知識分子中普遍出現要求更深層的改革。當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物成為維新派,主張在體制內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國,在皇權之下大幅改變政治及社會制度。維新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開展戊戌變法。但是進行103天以後,因清室內保守勢力發動政變而告流產。部分維新人物流亡海外後,主張繼續維持皇室;實行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將政治實權逐漸交出至民選政府,主張這種變革方法的當時被稱為「保皇黨」或「立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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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攝於?年?地 |
清德宗(光緒帝)(中),攝於?年?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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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裕太后,攝於?年?地 |
攝政王載灃,攝於?年?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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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應騤,閩浙總督。攝於?年?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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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原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兩江總督。攝於?年?地 |
孫寶琦,原出使法國大臣。攝於?年?地 |
肅親王善耆。攝於?年?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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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鐵良。攝於?年?地 |
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瞿鴻禨,攝於?年?地 |
滿漢種族問題,因清初長期的盛世,在文字獄的壓抑以及薙髮制度的影響之下,到了清中葉的思想中,已經幾乎不成問題。絕大多數的漢人對於統治者為滿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隨著清朝統治的日漸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國革命中,漢滿問題開始再度抬頭。到了1890年代以後,排滿思想更是再度大興。明末遺老的著作成為當時人的重要思想資源。例如原本並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發現,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們的重要讀物。許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復明思潮來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傳著作有鄒容的《革命軍》等,對於年輕的革命參與者們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一些革命家如孫中山在種族革命之外,所強調的是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動力仍是排滿反滿的思潮。推翻滿清後,口號也迅速地從「打倒韃虜」改為「五族共和」,以求統一分崩離析的中國。
1900年中國因爆發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入侵,朝廷內部頑固保守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在改革勢力的呼籲下,慈禧同意開始推行康梁在戊戌變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的政策,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經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後,大量以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仿行憲政」,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即立憲運動。其後各省選出了以地方士紳為主要成分的諮議局代表,這些各省的實權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憲,成立責任內閣,但屢為清政府所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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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諮議局舊址 |
福建諮議局舊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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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以八旗、漢人綠營爲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平定太平天國時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團練武裝。甲午戰爭後,因舊式軍隊已落伍,加上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於1901年起決定對陸軍進行全面改革,計劃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的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所編練的「武衛右軍」擴編。其餘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爲了培養新軍的軍官,各地開辦了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的新軍(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區)大量起用留學生為軍官;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組編好的部隊已達整編16鎮和10餘個協、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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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齡,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隨團參贊。攝於?年?地 |
鄭孝胥,預備立憲公會會長。攝於?年?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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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奉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攝於?年?地 |
原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攝於?年?地 |
原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攝於?年?地 |
原湖南咨議局議長譚延闓,攝於?年?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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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攝於?年?地 |
原山東諮議局議長楊毓泗,攝於?年?地 |
原浙江諮議局議長湯壽潛,攝於?年?地 |
1907年9-10月,清政府下詔籌設資政院和諮議局。這為士紳和商紳參政議政提供了機會。1909年,各省諮議局成立,許多士紳、商紳通過選舉進入諮議局,在諮議局中集結了一批開明士紳。地方士紳的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著越來越突出的地位。
這些士紳、商紳本來都是立憲派,後來推出的第一個內閣竟然是皇族和滿族主導的,立憲派對滿清政府有所失望。武昌起義後,立憲派才紛紛附和革命。
革命的主要組織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以及後來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除此以外,還有共進會,文學社,同盟會中的丈夫團等。
興中會主要在華南一帶開展活動,光復會在江蘇,浙江,上海一帶開展活動,華興會主要在湖南開展活動,共進會在長江流域開展活動,而後來成立的同盟會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一個鬆散同盟,同盟會會員還在各地建立了各種同盟會的外圍組織。
革命的領導者主要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炳麟、陶成章等。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人江山,建立共和體制等。成立於1894年11月24日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成立於1904年2月15日的華興會的政治主張是「驅逐韃虜,復興中華」。1905年8月20日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其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被認為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被認為是民生主義。
但是革命黨在宣傳政治主張時,更多地是宣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內容,這樣能夠煽動起民眾的反滿情緒,更重要地是能最大程度上的團結各種力量。至於清朝覆滅後,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進行什麼樣的社會改革,當時的人都認為等取得成功以後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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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衢雲,攝於?年?地 |
謝纘泰,攝於?年?地 |
陸皓東,攝於?年?地 |
鄭士良,攝於?年?地 |
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雲、謝纘泰等為骨幹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於英屬香港。而孫中山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後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併,繼續稱之為興中會,並且於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武裝起事(史稱「第一次廣州起義」),但並未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並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孫中山於1895年在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雲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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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攝於1899年前。載《訄書》,東京翔鸞社,1906年鉛印本 |
鄒容,攝於?年?地 |
陳天華,攝於?年?地 |
1900年,華北爆發義和團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條約簽訂後,國內的知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的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為數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的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的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後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的骨幹。1901年,忽有東西各報傳聞清廷欲將廣東割讓予法國,廣東籍留日學生遂請馮斯欒、鄭貫一、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諸人發起「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省向滿清政府宣告獨立[1]。
1904年,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開戰(日俄戰爭),滿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皇室內更有人稱滿清的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黃興領導的華興會(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蘇的勵志學會、強國會,四川的公強會,福建的益聞會、漢族獨立會,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會,廣州的群智社等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們都有相同的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原來的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制國家。當中推翻滿清的訴求著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的江山亦只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的態度正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藉助秘密會黨的勢力進行革命。例如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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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攝於?年?地 |
蔡元培,攝於?年?地 |
孫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8月20日於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並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在《民報》(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為《民報》)上闡述了這一觀點。同盟會積極宣傳他們的思想,大力推動群眾的覺醒。《民報》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精衞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在1907年雖曾一度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自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精衞、胡漢民等於南洋另組總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 但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在武昌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後來日知會成爲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機關。
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後組織成立黃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學團體,1909年又組織成立南社,通過文學創作傳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東京的部分同盟會會員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
支持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回國的學生及知識分子、會黨群眾、海外華僑、新軍、農民、遊民、外國人等。
新興知識階層以留洋學生和新式學堂學生為主體。科舉制度廢除後,清政府興辦新學並鼓勵留學,很多年輕士子或進入新式學堂,或留洋學習。在陶成章的倡導下,很多士子捐官學軍,到日本學習軍事,如徐錫麟等。
1900年代,中國出現了留日熱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已經累計萬人多,在日本留學生周圍,集結了一大批反清中堅力量。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參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學生。其中四川籍的留日學生有:四川瀘縣人金麗秋,陳漱雲,楊兆容,李琴鶴,井研縣人金碩甫,重慶人楊淪白,富順人謝持,敘永人趙鐵橋等
在日本學習軍事的同盟會成員還組織了丈夫團。
留日學生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巨大貢獻,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除孫中山外,如黃興、宋教仁、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汪精衛等領導和骨幹都是留日學生。
科舉制度的廢除,使的新興知識階層出現和崛起。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新興知識階層,成為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
在清朝末期,許多秘密會黨,包括洪門、哥老會、三合會、洪江會等,是領導群眾進行反清鬥爭的主要力量。會黨的會眾包括地主士紳,農民,手工業工人,小商販,士兵,城市平民和無業游民等。會黨的上層為地主士紳所把持,會黨向來提倡「反清復明」的思想。
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的會員。1908年前,革命黨人著眼於聯繫和利用會黨,準備通過會黨會眾發動反清起義,充當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回憶當初尋找革命力量時說:「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的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華僑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在僑居地積極參加和支持同盟會,提供經費支援革命活動,還回到家鄉建立革命組織,多次參加武裝起義。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設立興中會,首批入會的20餘人都是華僑。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華僑功不可沒。在黃花崗起義中遇難的黃花崗72位烈士中,華僑就佔了29人。
1908年起,革命黨人將發動群眾起義的重點轉向新軍。革命黨人在新軍內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向士兵進行革命的宣傳。由於科舉制度被廢除,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投入當時興辦的新軍當兵,成為新軍中的有生力量。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許多骨幹如劉堯澄(劉復基)、詹大悲、王憲章、張廷輔、蔡大輔、王文錦都是投營當兵的青年。
除了中國人及華僑外,支持及參與辛亥革命的還有部分外國人;當中以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參與最為積極。不少革命組織都是在日本成立和運作;而中國同盟會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東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會成為會員(甚至包括日本社會思想大家北一輝,後於日本二二六事件後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義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參與,部分更在起義過程中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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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廷,攝於?年?地 |
蘇曼殊,攝於?年?地 |
宣統三年(1911年)5月所成立的內閣竟然是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13名內閣成員中有8名是滿族其中還有5名是皇族,該內閣被稱為「皇族內閣」,這樣的結果更使立憲派人士大為失望。也因此種下在武昌起義之後,各省士紳由支持立憲轉而附和並支持革命。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 、光復會等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第一次廣州起義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戰爭中方戰敗,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舉國悲痛。10月以香港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陸皓東繪製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雲坐鎮香港,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到廣州,準備一舉而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陸皓東在這次起義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廣州起義」因此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香港當局在清政府壓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於五年內再次入境。孫中山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
自立軍起義 1900年,中國北方發生義和拳之亂,陷於無政府狀態。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擬在長江沿岸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惠州起義 同年,孫中山決定準備軍事起義。6月,孫中山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英國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英國當局拒絕入境。9月25日,孫中山在日本黑龍會的幫助下,經馬關赴台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後,得到日本台灣總督府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中山於是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發動起義,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義、三洲田首義等。起義軍在三多祝發展至2萬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變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組閣,下令台灣總督府不得接濟起義軍。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鎮壓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等被殺。孫中山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
萍瀏醴起義 1904年10月,華興會黃興聯絡湖南民間會黨洪江會首領馬福益,計劃在農曆十月初十日慈禧壽辰時在長沙發動起義,事泄遭清兵追捕,黃興逃亡,馬福益於1905年春在萍鄉被俘,後在長沙被殺害。馬被害之後,其門徒繼續暗中聯絡,欲為馬報仇。同時在1905年,華興會與興中會在東京合併為同盟會,繼續策劃反清起事。1906年春,同盟會派遣會員劉道一、蔡紹南等從日本回到湖南,聯絡洪江會,宣傳同盟會綱領,確定了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三處同時發動起義,萍鄉方面以安源煤礦礦工數千人為主力。12月初起義爆發,各路起義軍遍布附近幾縣,在幾天內佔領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鎮,推舉洪江會首領龔春台為起義軍都督,發布《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起義軍聲勢浩大。清政府調集湘、贛、鄂及江寧(今南京)數萬軍隊鎮壓,起義軍失敗,劉道一等死難。
黃岡起義1907年5月,同盟會及三合會許雪秋、陳芸生、陳涌波、-余紀成}-等發動黃岡起義,一舉佔領了黃岡城(今潮州饒平縣)。許雪秋、陳芸生為新加坡華僑,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起義後,清潮州總兵黃金福立即帶兵前往鎮壓,革命黨人被殺害200餘人,歷時6天的黃岡起義遂告失敗。
七女湖起義 同年,孫中山派人到廣東惠州發動起義,以響應黃岡起義。6月2日(陰曆四月廿二),鄧子瑜和陳純等集合少數三合會黨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獲清軍防營槍械,擊斃巡勇及水師哨弁多人。5日,進攻泰尾,清守兵潰逃,起義軍乘勝連克楊村、三達、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爺打敗清營管帶洪兆麟。歸善、博羅、龍門各地會黨紛起響應,隊伍增至200餘人。清水師提督李准急調兵鎮壓,起義軍聲東擊西,使得軍獲於奔命。後因黃岡起義失敗,得不到聲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義軍流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羅浮山區。
安慶起義 1907年7月6日,光復會的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徐錫麟時任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在畢業典禮當天刺殺巡撫恩銘,然後率學生軍,連同陳伯平等與清軍戰鬥,激戰四小時後寡不敵眾戰敗,徐錫麟被捕後被處死。秋瑾亦因而受牽連被斬首。
欽州起義 8月,廣東(今屬廣西)欽州的那彭、那麗、那矺等三鄉反抗塘捐出現民變,孫中山命會黨首領王和順為「中華國民軍都督」前往聯繫,於9月率眾成攻攻取防城。之後圖攻取欽州,未果,最後退到十萬大山一帶,王和順返回越南。
鎮南關起義 12月2日,黃明堂受孫中山委派,以「鎮南關都督」之名,在守軍作內應下,攻佔中越邊境之鎮南關炮台。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親自在炮台指揮作戰。廣西提督調陸榮廷率四千人圍攻,革命軍退入山區。鎮南關起義失敗後,清朝政府到安南追查孫中山等人,孫中山轉赴新加坡,要到武昌起義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國國土。
欽廉上思起義 1908年2月,黃興以越南為基地,以二百多人從法屬越南進攻廣東欽州、廉州,作戰十四天。是為欽州、廉州起義。
河口起義 4月發動於雲南河口,丁懷瑾先潛入雲南聯絡,4月30日黃明堂從越南率二百餘人進攻雲南河口,守軍響應兵變。黃興趕到參與指揮,後返回河內另組隊伍支援,在越南老街,被法國警察懷疑為日本人,遭扣押遞解出境。至5月26日清軍攻陷河口,部分革命軍退入越南。
馬炮營起義 11月19日夜,安慶新軍馬炮營起義。熊成基、范傳甲等趁太湖秋操,安慶城內空虛之際,發動安慶馬營(騎兵營)和炮兵營新軍士兵起義。苦戰一晝夜,未能突破安慶城防後撤退至合肥後解散。熊成基隻身逃往日本。這是新軍第一次起義。
庚戌新軍起義 1910年2月12日,黃興、胡漢民及新軍內的倪映典,乘廣州警察與新軍發生衝突,率廣州新軍起義,陣亡百餘人,被捕百餘人,另有百餘人撤至香港,倪映典犧牲,起義失敗。史稱「庚戌新軍起義」。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會議。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的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
1911年4月27日,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但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後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於黃花崗,由此建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義中犧牲的起義軍則不止此數。犧牲者多為同盟會精英,當中包括有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
在馬來亞地區的革命活動指的是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發生的有關辛亥革命的活動。由於當時馬來亞地區是中國以外,華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擁有較雄厚的財力,孫中山多次到該地區並號召當地華人響應革命,而當地華人也大力支持,故馬來亞地區成了當時革命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
孫中山以及同盟會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展開的革命活動並非一帆風順。從國家關係上來看,英國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關係,清朝在新加坡和檳城所設立的領事館成為了革命活動的阻力。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訪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進行訪問,而這些清政府的官員也一樣受到當地華人的歡迎。這些官員到來的目的主要是呼籲當地華人對清政府效忠,也有售賣官銜以拉攏當地華人。當時胡漢民曾這樣講述南洋華僑,「只要在滿洲人底下作過小官兒的到南洋去吹,說道:『我們家裡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為顯官,有闊氣的頂戴的!』,這樣一吹馬上可以鬨動華僑來崇拜你。」從胡漢民這樣的敘述,可以看得出當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的保守思想。這樣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該地區活動的保皇黨康有為得到了當地華人的響應。
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黨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由於在建立新的申匯制度構想上差距甚大,因此當這兩派的在南洋匯合時引發了一番唇槍舌劍的大論戰。保皇黨和革命黨都創辦自己的報紙,在報上圍繞著君主立憲與民主革命的課題進行激烈的爭論。在這一場論戰中,當地華人社會的上層階級是保皇黨的支持者,他們為了自己的財產不受影響,為了維護已經取得的利益而用護保皇黨。而中下階層如店員,小商人,文教人士,礦工,膠工,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則是革命黨的支持者。筆戰最先在新加坡開始,支持保皇派的報紙有《叻報》、《星報》和《天南新報》。而革命派方面則有《中興日報》和《總匯新報》的支持。當時《叻報》和《中興日報》與《總匯新報》的筆戰成了南洋華文報紙的第一次筆戰。在馬來亞方面,1906年,黃金慶創立《檳城日報》,該報成了革命黨在檳城的第一份報紙。1910年12月10日,孫中山,陳新政,莊銀安等人,在檳城創辦《光華日報》。《光華日報》不但是個革命黨人在馬來亞最重要的機關報,也是馬來西亞新聞史上以及世界華文報業新聞史上發行歷史最久的華文日報。「光華」二字意味著光復華夏,是孫中山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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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會領導人唐才常,攝於?年?地 |
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擬在長江沿岸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1906年初,反清革命志士劉靜庵在武昌成立日知會,傳播革命思想,組織行動支援萍瀏醴起義,但是在當年年底被清政府破獲。
1911年3月,武漢新軍各標營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於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標發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佔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工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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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同志會會長:蒲殿俊 |
四川保路同志會副會長:羅綸 |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內閣,顯示出清統治者毫無立憲誠意,令各地立憲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宣佈收回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了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爲強烈。
6月17日,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群衆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措激起了大量群衆到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趙爾豐下令清兵彈壓,打死30餘名請願群衆,釀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同盟會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群衆紛紛響應,幾天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9月25日,同盟會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人領導榮縣獨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後,非常驚恐,忙將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並調渝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強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後,端方奉命率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的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爲這是發動起義的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餘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於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正值籌備處設於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舊歷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後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進會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製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受傷的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並在相鄰的劉公住所內帶走了劉公的弟弟劉同。湖廣總督瑞澂聞得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聞訊後,決定當夜發動起義,並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斬首。
新軍工程營後隊正目(相當於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並拉來隊官(相當於連長)吳兆麟作爲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曆8月19日)晚間八時(此時事發已無可考證,只能確定是日暮以後午夜以前事發),程定國(舊說是熊秉坤較為正確)發出武昌起義的第一槍,起義士兵首先發難攻佔楚望台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影響的大部分新軍共同響應。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廣總督府,在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佔領總督衙門,湖廣總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爲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復。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的主持下,宣佈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公佈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佈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爲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諮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佈《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復漢陽;隨後趙承武率起義軍攻佔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在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清政府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南下攻擊武漢三鎮的江北漢口(夏口)和漢陽,隨後啟用了早先被罷黜的原北洋軍首領袁世凱,以穩定北洋新軍。革命軍開展陽夏保衛戰,最終戰敗,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的作戰中傷亡約萬餘人,但仍能隔江堅守武昌。也因此在這的七個星期之內,中國15個省陸續宣佈脫離清室獨立[2]。關內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獨立各省主要以各省的諮議局成員為主要領導,少數地區由革命黨主導。
10月22日,湖南共進會會員焦達峰、陳作新,按照早先與湖北共進會立下的相互響應起義的約定,率領以會黨和新軍組成的隊伍在長沙發動起義。湖南巡撫余格誠逃走,巡防營統領黃忠浩被斬首。起義軍宣布成立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推舉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併發布《討滿清檄文》。
10月22日,陝西同盟會會員井勿幕、錢鼎、景定成等人同陝西哥老會聯合,發動會黨和新軍的革命分子同時起義,經兩天激戰控制西安,護理巡撫錢能訓逃走,西安將軍文瑞投井自殺。起義軍成立秦隴復漢軍政府,推舉原日知會會員,新軍隊官張鳳翽被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會會員林森、蔣群、蔡蕙等人策動九江的新軍舉行起義,勝利後即宣告獨立,次日成立九江軍政分府,推舉第二十七混成協第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為九江軍政分府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會會員、新軍標統閻錫山聯合姚以階、黃國梁、溫壽泉、趙戴文、南桂馨、喬熙等人發動新軍在太原起義,殺死山西巡撫陸鍾琦,宣布成立山西軍政府,推選閻錫山為都督。12月12日革命軍因抵抗不住清軍曹錕部進攻,撤離太原。
10月29日,直隸發生灤州兵諫。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祥禎、四十協協統潘榘楹、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第三鎮第五協協統盧永祥等,在直隸灤州打電報向清政府提出類似最後通牒的十二條,要求在本年內召集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選舉責任內閣,並規定皇族不得充當國務大臣。
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會員李根源聯合新軍標統蔡鍔、羅佩金及管帶唐繼堯等人率領新軍發動重九起義,次日佔領昆明,成立雲南軍政府,將雲貴總督李經羲禮送出境,推舉蔡鍔為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會會員蔡公時等人率領新軍發動起義並獲成功,建立江西軍政府,推舉李烈鈞為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會、光復會、上海商團的陳其美、張承槱、李平書、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主要力量有張承槱、劉福標等人組織的青幫洪幫敢死隊,李平書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團武裝,李燮和聯絡的吳淞地區起義軍警,朱家驊、徐霽生等人組織的中國敬死團。4日,最後攻佔江南製造局,上海光復;8日,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滬軍都督府,推舉陳其美為都督。
11月4日,貴州革命黨人張百麟等的領導和發動新軍和陸軍學堂的學生舉行起義 ,隨即攻佔貴陽,成立大漢貴州軍政府,推舉貴州新軍第一標教官兼講武堂堂長及陸軍小學堂總辦楊藎誠為都督,趙德全為副都督。
11月4日,浙江光復會會員駐杭州新軍八十一標標統朱瑞,同盟會會員新軍八十二標周承菼部軍官吳思豫、呂公望、蔣百里、蔣百器、楊廷棟、吳肇基人等,及光復會王文慶率領從上海趕來的敢死隊發動起義,從筧橋、南星橋出發進攻省城杭州。朱瑞、吳思豫、呂公望等率八十一標及光復會王金髮敢死隊攻佔軍械局。周承菼統八十二標和同盟會蔣介石、光復會尹銳志(女)所屬敢死隊攻佔撫台衙門。楊廷棟率兵包圍了巡撫府,巡撫增韞被俘,5日,杭州光復。浙江諮議局議長陳絅宸、副議長沈鈞儒及馬敘倫等人,推舉立憲派、前諮議局議長湯壽潛為都督。
11月5日,江蘇的立憲派及紳商慫恿江蘇巡撫程德全在省城蘇州宣布獨立,成立江蘇革命軍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會會員吳暘谷等率標炮營等也在當日起義,並向省城安慶進攻。立憲派則勸說安徽巡撫朱家寶獨立,11月8日,安徽諮議局出面宣布獨立,推舉朱家寶為都督,王天培為副都督。
11月6日,廣西諮議局在省城桂林作出決定,與清政府脫離關係,宣布廣西獨立,原清朝廣西巡撫沈秉堃擔任都督[3],幾天後清軍提督陸榮廷發動兵變奪取了都督之位。
11月9日,福建同盟會會員鄭祖蔭、彭壽松、許崇智、新軍第十鎮統制孫道仁率領所部在福州起義,向清軍發起進攻,清總督松壽自殺,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復,福建軍政府成立,推舉孫道仁為都督。
10月底,廣東同盟會會員陳炯明,鄧鏗和彭瑞海等人在廣東化州、南海、順德、三水等地組織民軍起義。11月8日 在胡漢民的勸說下,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和新軍第二十五鎮統制龍濟光同意反正,民軍聲勢浩大,兩廣總督張鳴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廣東諮議局討論廣東獨立問題,決定次日宣布廣東獨立。11月9日,陳炯明率部光復惠州,同日,廣東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推舉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為副都督。
11月12日山東煙台同盟會欒鍾堯、宮錫德等「十八豪傑」同盟會會員發動起義,佔領煙台海防營,煙台道台徐世光聞變攜家眷逃到海關稅務司英國人梅爾公館尋求保護。「十八豪傑」立即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宣布煙台獨立,成立山東軍政府。
11月13日,在山東革命黨人丁惟汾的勸說和新軍第五鎮統制部分賈賓卿等中下級軍官的脅迫下,山東巡撫孫寶琦同意山東獨立,推舉孫寶琦為都督。11月24日,孫寶琦又取消獨立。
11月17日寧夏同盟會支會發動寧夏會黨起義,23日在銀川成立支那寧夏革命軍政府。
11月21日,廣安州組成大漢蜀北軍政府。22日,蜀軍政府在重慶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開四川官紳代表大會,決定獨立並派出蒲殿俊等11人與四川總督趙爾豐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銀行進行談判,27日四川宣布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趙爾豐發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將權力交給新政府。立憲黨人蒲殿俊擔任都督,趙爾豐的嫡系部將朱慶瀾任副都督。27日,進入四川的鄂軍在資中反正,殺死前來上任代理四川總督的端方。
12月22日,河南開封同盟會會員張鍾端領導的河南仁義會起義行動被破獲,次日張鍾端被殺害。
11月8日,在同盟會會員策劃和支持下,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於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關宣布起義。徐紹楨與上海都督陳其美及蘇浙起義軍將領商定組建聯軍會攻南京,徐紹楨任總司令。11月11日,聯軍司令部在鎮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總司令徐紹楨的統一指揮下,聯軍相繼攻佔烏龍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據點。後黃興趕來加入指揮。12月2日一舉攻佔南京城(南京之戰)。至此,長江以南全部為革命軍據有。
11月中旬,進攻武昌的清海軍反正。海軍提督薩鎮冰,與黎元洪是師生,艦隊參謀湯薌銘與湯化龍是昆仲,被勸反正。11月中旬,各艦自武昌下駛九江,薩鎮冰稱病離艦赴上海治病,黃鐘瑛任艦隊司令,經九江林森勸說,艦隊歸附革命軍。
12月2日,通過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的斡旋,武漢革命軍與清軍達成停戰協議。
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載葉恭綽筆記曰:「武昌變起,瑞澂逃,蔭昌督師而不甚負責。當時清廷即分兩派:一派主張嚴申軍令,用親貴督師,以張撻伐;一派主張起用袁世凱。爭不能決,乃奏請隆裕太后決定。太后主起用袁,議乃定。其後一切均由此發軔也。」
10月14日,經奕劻、徐世昌、那桐保舉,監國攝政王醇親王載灃任命兩年前被罷黜,現在彰德養病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袁託病不就。10月22日湖南獨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獨立。10月27日任命袁為欽差大臣,統率北洋軍向武漢進攻。袁督師到鄂,駐節孝感蕭家港。
10月29日山西獨立。同日新軍第二十鎮在直隸境內發動灤州兵諫,提出解散皇族內閣等《十二條政綱》。
內閣總理大臣奕劻稱病上奏辭職。11月1日,攝政王載灃被迫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為內閣總理大臣組閣。
11月2日,在攻下漢口之後,袁世凱便按兵不動,開始暗中與南方議和。11月3日清政府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11月6日,宣統帝下罪己詔,釋放革命黨刺客汪精衛、黃復生、羅世勛。11月13日,袁世凱帶衛隊抵京任內閣總理大臣。11月16日,組成袁世凱內閣。12月6日,袁世凱迫使醇親王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位,退歸府邸。12月16日,調馮國璋來接替禁衛軍總統,解除良弼禁衛軍第一協協統職,調禁衛軍炮隊支援圍剿山西革命軍,分散禁衛軍力量,又用準備出征的名義把禁衛軍調出城外,派段芝貴另編拱衛軍,駐紮城裡。北京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議和談判開始之前,當時關內18省都發生過武裝起義,其中湖北、湖南、陝西、江西、雲南、江蘇(含上海)、貴州、浙江、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獨立,只有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五省在袁世凱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東、甘肅境內寧夏地區都曾宣布獨立,後被袁軍控制。
11月29日,直隸革命黨人按照汪精衛與袁克定的約定,在北京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三處發起對紫禁城進攻。可是,晚上放火為號進攻時,遭到事先埋伏的清軍包圍,革命軍先鋒隊隊長陳雄、高新華自殺,李漢傑被捕,三天後遭凌遲處死。
11月1日之後,袁世凱分別緻信黎元洪和民軍總司令黃興。在分別收到二人複信,得到將獲總統職位的保證後,於11月10日派舊部劉承恩、副官蔡廷幹(海軍正參領)作為私人代表,赴武昌議和。黎元洪迫於主戰派壓力,要求袁世凱倒戈北伐,並保證「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劉、蔡二人攜黎元洪致袁世凱親筆信回京復命。此後袁世凱通過攻克漢陽,大挫民軍銳氣,迫使民軍方面不得不進行停戰談判。
11月26日,袁世凱通過英國公使朱邇典爵士(Sir 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及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5] 向軍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議和三條件:停戰,清帝退位,選袁世凱為大總統。11月30日,袁世凱再派密使劉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與黎元洪談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彙集至武漢,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召開各省代表第一次會議,同意與袁世凱議和。由於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表示,黎元洪必須能夠代表各省,方可談判議和。各省代表會議當日遂議決,以鄂軍政府為中央軍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義執行中央政務。12月1日,南北雙方簽訂了《武漢地區停戰協定》,武漢地區於12月3日上午8時至12月6日上午8時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漢地區停火,進行休戰談判。此後南北雙方又先後簽署過五次協議,將停戰最終延續到了1912年1月29日。
12月7日,上諭「著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12月8日,袁世凱發布內閣咨文,派唐紹儀為總理內閣大臣的全權代表。12月9日,唐紹儀等離京赴武漢與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談大局。而南方各省內部則紛爭不斷。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為議和全權代表,溫宗堯、汪兆銘、王寵惠、鈕永建為參贊,胡瑛、王正廷為湖北特派代表,組成議和代表團。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舉伍廷芳為民軍議和全權總代表。由於各省代表受同盟會影響,已議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故他們不贊成黎元洪在武昌談判的意見,而支持在南京談判。12月11日,唐紹儀抵漢口,第二天過江到武昌會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談判。原來,伍廷芳受張謇、趙鳳昌等人勸阻,托英駐滬總領事請朱邇典爵士向袁世凱說項,令唐赴滬議和。於是,袁世凱12月13日電令唐紹儀「赴滬討論」[6]。張謇、趙鳳昌等人成為南方議和的幕後主導。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工部局市政廳,南北議和會議開幕,參加會議的除南北議和代表外,還有英、日、美、德、法、俄6國駐滬總領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這第一次會議上,雙方很快就承認共和達成一致,並在「召開國民大會表決國體」即所謂「和平解決」辦法上達成共識,但對國民會議的召集、召開時間與地點、組成等問題爭執不下。12月20日,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議。
與此同時,清軍主和派將領見同盟會方面的黃興即將取代黎元洪成為南方臨時政府首腦,便由段祺瑞的參謀長靳雲鵬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與黃興談判。參與談判者有江浙聯軍參謀長顧忠琛,聯軍先鋒隊長朱葆誠、洪承點,文明書局經理俞復,北軍紅十字會會員夏清詒。12月20日雙方在文明書局簽訂五項條款: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7]
12月28日,袁世凱率內閣大臣上奏,請召集臨時國會公決國體。清廷召開御前會議,最終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臨時國會。12月29日,南北議和第三次會議召開,伍廷芳提出經過修訂的《關於清皇帝之待遇》、《關於滿蒙回藏之待遇》兩項提議案,當日議決多項條款,其中首條即為「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
同盟會方面不滿南北雙方達成的召開國民會議議決國體,選袁世凱為民國首任總統的共識。黃興、陳其美、宋教仁遂於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園公宴總理孫中山之時,醞釀舉孫中山為大總統,並由馬君武喚起輿論。12月27日,黃興、宋教仁等赴南京,連夜召集各省代表會議,提出成立政府、採用總統制、改行中華民國紀年並用陽曆等事宜,籌備選舉臨時大總統。
12月31日,南北雙方代表唐紹儀、伍廷芳等召開最後一次會議,雙方簽署協議,袁世凱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召開國民會議議決國體。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臨時政府接連三次要求列強承認,均無一字答覆。袁世凱得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1月1日致電唐紹儀,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來的行動超越許可權,不能獲得政府承認。唐紹儀當即請辭。1月2日,袁世凱准唐紹儀辭去和談代表一職,並致電伍廷芳,否認伍、唐所訂條款。
此後經張謇、趙鳳昌斡旋,南北雙方繼續議和,主要討論清室優待條件和南方履行承諾問題。此時南方議和的要角是孫中山。直隸諮議局、河南諮議局通過汪兆銘致電孫中山,首條即提出「清帝退位後,能否舉袁為大總統?」。孫中山於1月14日複電保證「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為眾所屬,第一條件自無不能。」次日孫又致電伍廷芳,再次保證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後,舉袁為大總統。
1月16日,東華門事件中袁世凱遇刺,刺客屬北方革命黨,名義上為同盟會分支。1月18日,孫中山提出了五條要約,命伍廷芳向袁世凱轉達。條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得北京實行退位電,即由民國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電問各國,要求承認中華民國彼各國之回章」。孫中山還特意電邀伍廷芳、唐紹儀「入寧面商,以決大計」,伍、唐二人卻拒不赴寧。此後至1月21日,孫中山連發五電給伍廷芳,不斷修改要約,並通報黎元洪「現雖未列入正式談判,而進行頗確。若清廷仍不肯就範,則再戰有詞」。1月22日,孫中山將修改後的要約公諸報端,向袁世凱施壓。袁世凱以孫中山所提條件與此前南北議和談妥的條件不符,拒絕接受。伍廷芳因孫中山推翻了此前談判達成的協議,十分不滿,故致電孫中山請辭議和代表一職。
為了增加對付袁世凱的籌碼,孫中山通過王勛與流亡日本的盛宣懷密商後,1月26日,民國政府、漢冶萍公司、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南京簽訂《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草約》,合同規定「由公司借政府500萬元應付現金若干,其餘作為政府向三井購買軍裝之需(英文本作 『購買武器與軍火』)」[8]由於該約嚴重侵害中方利益,中外輿論一時嘩然。該約未獲參議院通過,並受到漢冶萍公司股東大會反對,故最終作廢。
2月3日,孫中山會見充當日本政、經兩界聯絡者的森格時稱,「余等希望將滿洲委託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萬一數日間無足夠資金以救燃眉之急,許多軍隊要離散,革命政府將遭瓦解的命運」,並稱在陰曆年底必須得到一千五百萬元,否則將不得不把政權拱手交給袁世凱。當天森格即將經過孫中山、胡漢民修改的加急電報發給三井物產顧問益田孝,指出「孫答應租借滿洲,日本為防止革命軍之解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外,應立即借一千萬元,以中止與袁世凱和議,故孫文或黃興為了滿洲之契約將到日本一行。孫文答應『滿洲之事如有意實行,在四日之內,匯一千萬元並電告,即可與袁中止和議』。」2月5日、2月6日孫中山又接連致電森格催日方答覆。日方因恐外國干預,故於2月8日通過益田孝複電森格,未允提供一千萬元軍費,反而勸告孫中山、黃興與袁世凱妥協。[9]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海外華僑,留學生和國內輿論界認為「袁世凱資格,適於總統」,主張爭取袁世凱反正,推舉其為第一任大總統。11月9日,黃興致函袁世凱,希望他「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主張給袁世凱「一個民選的總統」,避免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的悲劇。11月16日,孫中山在巴黎也致電國民軍政府,表示同意舉袁世凱為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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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時的黎元洪 |
陳其美,時間地點未知 |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和以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為代表的上海集團,同時展開了籌組中央政府的活動。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名義,向獨立各省發出通電,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商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等三省軍政府都督電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開會。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舉行,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參加。武昌集團堅持會議要移到武昌召開。由於武昌最先發動起義,多省代表已抵達武漢,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漢。最後,上海集團讓步,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漢,定於30日在漢口召開會議,商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制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但每省在上海仍須留1名代表作爲通信聯絡機關。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陸續到達武昌。此時恰值清軍攻陷漢陽,武昌危急。各省代表於11月30日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召開第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議決臨時政府成立以前,由鄂軍政府代中央軍政府職權,鄂軍都督代中央軍政府大都督。12月2日,決定先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組織大綱起草員。並作出了「如袁世凱反正,當共舉為臨時大總統」的決定。12月3日,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分三章共二十一條,即日由全體省代表簽名宣布。同時決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確定臨時政府為總統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於七天內齊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達,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12月4日,宋教仁、陳其美等卻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長民、馬良、王照、歐陽振聲、居正、陶鳳集、吳景濂、劉興甲、趙學臣、朱福詵在上海江蘇省教育總會舉行會議,列席會議的還有章炳麟、趙鳳昌、章駕時、蔡元培、王一亭、黃中央、顧忠琛、彭錫范。大會以投票的方式,議決公電孫中山歸囯主持大政,推舉黃興為暫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由大元帥主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決黃興對於大元帥一職再三推辭,黎元洪卻不願屈居黃興之下,表示反對,17日改推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在討論國旗時,湖北代表提議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議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議用五色旗為國旗象徵五族共和,紅、黃、藍、白、黑,象徵漢、滿、蒙、回、藏。最後形成了以五色旗為國旗、鐵血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的折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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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旗:五色旗 |
陸軍旗:鐵血十八星旗 |
海軍旗:青天白日旗 |
12月11日,上海和漢口兩地的17省代表來到南京,繼續商討建立中央政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開會,決定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總統,此時各代表分成支持在湖北首功的黎元洪以及黃興兩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獲悉袁世凱贊成共和,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虛位以待袁世凱反正。
12月25日,孫中山從法國馬賽回國抵達上海。孫中山由於有著比較高的威望,受到許多革命團體的支持,成為眾望所歸的總統人選。立憲派和舊勢力也認為孫中山是在爭取袁世凱反正之前的總統人選。12月28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臨時大總統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選出。參加選舉的有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孫中山獲得十七張有效票的十六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中強調「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月2日,孫中山通告各省廢除陰曆,改用陽歷,以中華民國紀年,1912年為中華民國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會議推選黎元洪任臨時副總統,並通過了孫中山提出的臨時政府內閣各部總長、次長名單,正式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下設十個部,陸軍部總長黃興兼任參謀本部總長,海軍部總長黃鐘瑛,外交部總長王寵惠,司法部總長伍廷芳,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內務部總長程德全,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實業部總長張謇及交通部總長湯壽潛。此外,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法制局長宋教仁,印鑄局長黃復生。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通過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綱領,以南京為臨時首都,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代表會議成立臨時參議院,各省代表會為任參議員,推林森、陳陶遺任正副議長。
1月2日,清將領薑桂題、馮國璋、張勳、張懷芝、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王懷慶、張作霖等十五人電內閣,誓死反對共和,請飭各親貴大臣將在外國銀行所存款項提回,接濟軍用。同日,京東發生灤州起義。
1月5日,段祺瑞自漢口退駐孝感
1月7日,清第一軍總參贊官靳雲鵬自漢口到北京,謀聯合各軍,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輪船密運步槍一萬二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山砲六門抵南京。
1月12日王公會議,奕劻主依優待條件交出政權,載澤、載洵、善耆及恭親王溥偉反對,並與良弼、鐵良、毓朗等決組宗社黨與南方對抗。
1月16日,袁世凱在下朝的路上,在東華門丁字街,遭到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衛隊長等十人,袁幸免於難。
1月20日,南京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正式提出清帝退位優待條件。
1月22日,孫中山發表聲明,只要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自積即行辭職,讓位於袁世凱。袁世凱得到這個保證後,便加緊了逼宮的進程。袁世凱以利害遊說和買通慶親王奕劻和那桐,並以金錢賄賂隆裕太后身邊受寵的太監張蘭德(人稱小德張),威嚇隆裕太后,大勢已去,如果革命軍殺到北京,則皇室生命難保,而同意讓位,則可有優待條件。
1月22日,英國公使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美國不願干涉內政,不曾參加。
1月26日,在袁世凱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共47人聯名致電內閣、軍咨府、陸軍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軍已答應對清朝皇室、王族及滿蒙回藏各族的優待條件,陳情「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佈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到2月2日為止,聯名增加到50人。
1月26日強硬派宗社黨首領良弼在住宅門口被京津同盟會分會刺客彭家珍炸成重傷,三天後死亡。善耆、溥偉分逃大連、青島。
1月29日,召開清廷御前會議,會上決定退位,以取得革命黨人的優待條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凱全權,與南京臨時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條件。
2月4日,段祺瑞聯合王占元、何豐林、李純、王金鑄、鮑貴卿、李厚基、馬繼增、周符麟等共九人發出要求共和的第二電,專致「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聲言「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
2月10日,南京參議院通過清室退位《優待條例》和張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詔書》。優待條例包括:
除上述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八條外,還有清皇族待遇之條件四條,及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七條。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遜位詔書》,宣佈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退位詔書》由張謇起草,並由臨時參議院通過,但其中,「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為袁世凱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國正式終結,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也宣告滅亡。
2月15日,南京舉行民國統一慶典。同日,孫中山率南京臨時政府官員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孫中山發表了《祭明太祖文》和《謁明太祖陵文》。
宣統退位後,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並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總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遷都北京。
3月8日臨時參議院又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通過內閣制對大總統的權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武昌起義之後,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外國列強保持了觀望態度,並試圖從北京政權或武昌政權中尋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來支持。直到此時,各強國才開始陸續承認中華民國。
從此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弒身亡,袁世凱被認為是背後策動暗殺者。[10]7月,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但被袁擊敗。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經國會選舉,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袁就職之後,堅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斷絕了一些革命黨人分省獨立的企圖。同時袁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但是袁世凱1915年廢共和稱帝,遭到反對,引發護國戰爭,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國進入軍閥割據的時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孫中山則在廣州多次組織護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國出現南北分治局面。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並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儘管後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餘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儘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於十八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辛亥革命爆發前的革命組織,多以漢族為本位。他們提出「驅除韃虜」後所建的民國,往往指單限於以漢族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義時所用的十八星旗即為佐證);東北、內蒙、外蒙、新疆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朝權威下降,自顧不瑕,列強更趁機支持邊疆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
俄羅斯(俄羅斯帝國及蘇聯)支持外蒙古獨立(包括唐努烏梁海地區),自此該地區開始了脫離中國的進程。
1910年,清朝借故由趙爾豐率兩千軍隊,強行駐紮於拉薩,達賴喇嘛因此前往印度避難,而清朝則再次取消了達賴喇嘛的封號。在大吉嶺的達賴喇嘛開始與英國人接觸,希望通過英國、印度的幫助,使西藏獲得更大的自治。隨著辛亥革命爆發,各地發生兵變,趙爾豐在四川被殺,駐藏軍隊也採取行動,抓捕了清朝的駐藏大臣,但在隨後與藏軍的衝突中,被繳械投降,後全部被遣返內地。1913年1月,達賴喇嘛回到拉薩。袁世凱發電報,表示要恢復達賴喇嘛的封號,而達賴喇嘛在回復中,則直接重申了他對西藏的全權統治,這份聲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獨立宣言」。內地對西藏的影響急轉直下,而後西藏各地產生了「驅漢事件」。為了防止內地軍隊再次入藏,噶廈政府開始從英國購置軍火,絕大部分藏軍都被部署到西康,這也導致西藏北部疆域無法得到有力的維持。由於軍費開支的猛漲,更加劇了西藏的內部矛盾。中華民國政府由於忙於戰事,對西藏主要採取外交策略,特別是在國際場合不斷地強調對西藏的主權。英國儘管不支持西藏完全獨立,但西藏噶廈政府還是對其抱有很高的期待,1914年,雙方簽定協議,西藏噶廈政府將「東北邊境特區」割讓給了印度,也就是現在的阿魯那恰爾邦,對於此協議,中華民國以及後來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拒絕承認。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為:
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當地華人青年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並在各方面給於孫中山金錢上的援助革命。同時,這種思潮也帶著反對外來殖民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當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之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鬥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主要目的在於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捨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國民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許可後,便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作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銷,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而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的抗日戰爭、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政治運動等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尚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不已,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不過,由於共和民主並沒有在辛亥革命後得到真正的實施,因而人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孫中山在遺囑內也囑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國,因此要進一步發動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後的國共兩黨,則對於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國民黨視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
而共產黨雖然認爲辛亥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主張,沒有建立共和體制,更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會革命,來達到平均地權的主張,而是在列強的壓力下,與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妥協,把勝利果實拱手相讓。但同時又認可辛亥革命是個具有階段性成就的革命,為後來進一步革命奠定基礎。
例如劉少奇認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周恩來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何香凝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傳播了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這種以視辛亥革命為正面意義的想法,1950年代以後的海峽兩岸,都是主流的觀點。
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開始有人對這種把革命視為正面影響、進而可能衍生「革命崇拜」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章士釗晚年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又如中國大陸的思想史學家李澤厚、劉再復等人,認為在20世紀初的中國,保留君主的漸進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國在穩定中發展,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嚴復、楊度等君主立憲的主張比孫中山更適合於當時的中國。
台灣的歷史學者也開始對國民黨加諸於「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話」作消解,重新評估辛亥革命的價值和作用。西方學者,漢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評價辛亥革命僅僅是「政體的變革」,而「基本上是一場失敗」。高慕柯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大於它所有領袖的革命,是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納散尼爾·佩弗(Nathaniel Petter)對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試圖建立起的共和整體給予很低的評價:「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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