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 | 男 |
|---|---|
| 政黨 | 無 |
| 籍貫 | 安徽省績溪縣 |
| 國籍 | |
| 出生 | 1891年12月17日 |
| 逝世 | 1962年2月24日 (70歲) |
| 配偶 |
江冬秀 |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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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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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 |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
| 當選年份 | 1948年(第1屆) |
胡適 (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績溪上庄村人。
1910年(18歲)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25歲)夏回國擔任北大教授。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歷任:1917年(25歲)北京大學教授、1922年(30歲)北大教務長、1932年(40歲)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1938(46歲)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6年(54歲)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1957年(65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目錄 |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來源請求]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後來抄了一份發表在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來源請求]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來源請求]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來源請求]。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來源請求]。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3],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來源請求],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4]。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胡適最為後人所傳誦的新詩有:
1923年12月24日(32歲)所寫的「秘魔崖月夜」: 這首詩曾被民歌手蘇來譜成曲,由包美聖主唱。
依舊是月圓時, 依舊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月下歸來, 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1224年(32歲)所寫的:「多謝」
多謝你能來,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過神仙生活。 匆匆離別又經年, 夢裡總相憶。 人道應該忘了, 我如何忘得?
1924年(32歲)也是微雲—胡適作詞 趙元任譜曲
也是微雲,也是微雲過後月光明, 只不見去年的游伴,只沒有當日的心情。 不願勾起相思,不敢出門看月; 偏偏月進窗來,害我相思一夜。
傳說以上三首新詩都是胡適為了他的嫂妹--中國第一位農學女教授曹誠英(曹佩聲)所作。
夢與詩(胡適詩)作曲:張弼-銀霞演唱
醉過方知酒濃 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 胡適--舊夢
山下綠叢中,露出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溫舊夢
上面這首胡適的新詩曾被作了部分的修改,改編成:「何年何月再相逢」 -- 鄭麗絲演唱 作詞:皮羊果 作曲:羅萍
繁華綠叢中 又見鴻雁飛過 驚起我的舊夢 往事心頭湧 繁華綠叢中 又見鴻雁飛過 驚起我的舊夢 往事心頭湧 遙想當年舊情濃 相識無人懂 今日相聚 何年何月再相逢
蘭花草 作詞:胡適 作曲:陳賢德/張弼 主唱:銀霞
我從山中來 帶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 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時過 蘭花卻依然 苞也無一個 轉見秋天到 移蘭入暖房 朝朝頻顧惜 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開 能將宿願償 滿庭花簇簇 添得許多香
1948年12月,傅作義西去綏遠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戰是和?傅作義日夜思考,下不了決心。他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
1948年12月13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在13日本來還堅持不肯丟下北大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才勉強同意離開,1948年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南宛機場上了飛機。夜裡十時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宮機場。(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061至2063頁)
1949年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船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內戰問題尋求美方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中共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孤臣已無力可回天。(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083、2092、2097頁)
1949年6月19日,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095頁)
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後,大陸發起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響應說,「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適參加台大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就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栓塞症加狹心症。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11月病情惡化,至台大醫院療養,隔年1月出院。
1962年2月24日,於臺北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的胡適,於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 「 |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 」 |
胡適雖然掀起新文化運動,卻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雖然一生恪守中國傳統文人道德,卻受西方文明洗禮,蔣中正的輓聯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
| 「 |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 」 |
胡適以前在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中國大陸的教材過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不過,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仍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
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余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 外交職務 | ||
|---|---|---|
| 前任: 王正廷 |
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38年—1942年 |
繼任: 魏道明 |
| 學術機關職務 | ||
| 前任: 蔣夢麟 |
北京大學校長 1945年—1948年 |
繼任: 湯用彤 |
| 前任: 朱家驊 |
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7年—1962年 |
繼任: 王世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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