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國內版的頭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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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 日報 |
| 版式 | 寬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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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者 | 人民日報社 |
| 出版商 | 人民日報社 |
| 主編 | 張研農(人民網:張研農簡歷) |
| 創刊日 | 1948年6月15日 |
| 政治立場 | 共產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
| 語言 | 簡體中文 |
| 售價 | ¥ 0.8元 |
| 總部 | |
| 發行量 | 250.9萬[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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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 www.people.com.cn |
《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與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並列為中共官方三大喉舌的傳媒。[2]
目錄 |
《人民日報》原為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的機關報,首份在1946年5月15日於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中共華北局發行。
1946年當時晉冀魯豫邊區中央局準備在邯鄲創辦一份大型機關報,開始擬叫《晉冀魯豫日報》或《太行報》,毛澤東聽完彙報後建議改名為《人民日報》,第一任社長為張磐石。
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被解放軍佔領,原晉冀魯豫邊區的《人民日報》和晉察冀邊區的《晉察冀日報》合併為中共華北中央局的機關報《人民日報》。1949年3月,辦事處遷往當時的北平,8月1日由原來的中共華北局機關報改版成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報,未作任何聲明,期號也未重新編排,毛澤東題寫報名。
1957年11月13日的社論,發表《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批評經濟發展中的「右傾保守」現象,稱「1956年公布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後,曾經鼓舞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造成了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卻把這一高潮看成了「冒進」,他們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3]
1958年2月2日,社論《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提出國民經濟「全國大躍進」的口號。[4]
6月8日,開始報導虛假新聞,稱「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 6月12日,再報導該社放出的第二顆農業「衛星」,「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達3530斤。」
6月23日,報導湖北省谷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
7月12日,報導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2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
7月18日,發表福建省閩侯縣連坂農業社2.6畝早稻試驗田畝產5806斤。
7月31日,報導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生產隊長甘銀髮種的早稻平均畝產10597斤。
8月13日,報導毛澤東在山東歷城縣北園鄉北園農業社視察豐產田時,知道該社50畝高額豐產田,計劃畝產兩萬斤,爭取畝產四萬斤後,高興得表揚該社社主任說:「好,你這個人,不幹就不幹,一干就干大的。」 同日,還報導湖北省麻城縣溪河鄉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36956斤;福建省南安縣勝利鄉海星社畝產花生10353斤。;並發表了《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的社論,提出了「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的口號。
8月27日,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稱:山東省壽張縣「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1000-2000斤,根本沒有提了。」
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文章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一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達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5]
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報》報導的各種高產「衛星」共34個。[6]
9月5日,報導廣東省連縣1.73畝中稻畝產60437斤。[7]
文化大革命開始,很多新聞媒體主管都被打倒,吳冷西接替鄧拓任總編輯。面對變幻莫測的政治形勢,《人民日報》仍然無所適從。 1966年5月31日下午,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在《人民日報》「搞了小小的政變」,奪了吳冷西和編委會的權。[8]從此,《人民日報》和《紅旗》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為首工作組領導。[9]
1966年6月1日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事業。」 「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和勝利,敲響了中國土地上殘存的資本主義勢力的喪鐘,也敲響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喪鐘。你們的日子不會長久了。」「這一場文化革命的勝利,必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保證我們在各個戰線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保證我們將由社會主義勝利地過渡到偉大的共產主義!」[10]
1966年6月2日,發表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寫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11]
同日,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開頭寫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12]
1966年6月3日,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文中寫道:「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把史學當作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史學界里的資產階級「權威」們,口口聲聲否認階級鬥爭,其實他們一系列的反動謬論和活動,就是明目張胆地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結尾寫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必須把被資產階級「權威」霸佔的陣地,一個一個地奪取過來。」[13]
1966年6月4日,發表「《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社論,指出「《前線》、《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了反革命集團散布修正主義毒素、妄圖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它們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誰要反對毛主席,誰要反對毛澤東思想,誰要反對黨中央,誰要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誰要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職位多麼高,資格多麼老,都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他們得到的結果,只能是身敗名裂。...北京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夠取得偉大勝利。北京市的各項工作,一定能夠做好。」 [14]
1966年6月16日,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文章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盜竊黨的名義,把自己所控制的許多部門,當作進行反黨活動的陣地。」「必須採取徹底革命的辦法,必須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他們斗臭、斗垮、鬥倒。」「我們一定要堅定地依靠無產階級左派,以工農兵為革命的主力軍,團結95%以上的人民群眾和95%以上的幹部,集中火力,集中目標,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開火,向資產階級頑固堡壘開火,向一切牛鬼蛇神開火。」「革命的大字報,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是放手發動群眾向敵人猛烈衝擊的最有效的辦法。」「象作為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幫凶、瘋狂毒害青少年的前共青團北京市委,不改組怎麼行呢!象這些反革命頑固堡壘的頭頭們,不罷他們的官怎麼行呢!」[15]
1966年6月18日,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號召「初小可以學些毛主席語錄,高小可以學更多的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學可以學《毛澤東著作選讀》和有關文章。大學可以學《毛澤東選集》。」 又說:「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已經下定決心,要把『..夥同和慫恿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專家」、「教授」,大量散布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毒素。』牛鬼蛇神統統揭出來,把你們的老根統統挖出來,把你們的「威風」統統打掉,把你們的資產階級的傳家寶統統砸碎。」[16]
1966年6月27日社論《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台灣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
1966年8月1日,社論標題為《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按照毛澤東同志說的去做,就可以實現全民皆兵,大大加強我們的戰備工作。帝國主義膽敢侵犯我們,就會被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17]
1967年1月1日:《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
1967年3月10日:《革命委員會好》
1967年6月3日及10日,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六七暴動的社論。
1967年8月9日,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週年》,開啟了長達十一年的「兩報一刊社論」現象。
1968年1月1日:《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1968年10月16日:《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76年4月6日,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擇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
4月18日,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瞭什麼?》,將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說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18]
4月28日,梁效發表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寫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這次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鄧小平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為旗幟的。...他們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原來他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日」,就是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之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鄧小平代表的資產階級,已經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19]
1977年2月7日:《學好文件抓住綱》
1983年6月26日刊登《鄧小平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設想》,鄧小平表示:「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他又說:「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定後,可以正式宣佈。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20]
1989年4月26日在頭版頭條刊發《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四·二六社論》),內容針對之前全國各地學生因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而發展出來的學生遊行活動進行了批評,並將學生活動定性為動亂。
6月4日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亦一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消息:
本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為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21]
《人民日報》該日在新聞選材上亦曲線表達不滿,其中國際新聞選用南韓光州事件,以粗黑體寫上:「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關於波蘭局勢的標題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題為「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關於中東局勢的題目則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會和體育版則分別報導「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一條關於殘疾人運動會的報導,標題為:「不能被征服的人」。[22] 事後《人民日報》總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都被撤職,編輯吳學燦被判入獄四年。
2007年2月3日社論,標題《把學習<江澤民文選>活動引向深入》,文中寫道:「《江澤民文選》是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教材。」[23]
該報在全球以三個版本發行:
內地版作為國內版,不明確表明版名。但香港版的內容最為豐富,內地版的內容最少。以前的海外版是用繁體字發行。在1990年代以後,改為簡體字發行。現時全球約有三百萬至四百萬固定讀者。另在2007年2月28日開設手機報(《人民日報》手機報),以人民網(《人民日報》網站)內容為主。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中共中央的傳話筒。它是中共中央向外界表達對世界及中國大陸大事的觀點與角度的宣傳工具。該報的社論在不同的時期對中國大陸政治都有著決定性得指導作用。該報的社論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指示,絕對正確。社論往往改變了中國大陸的歷史。1949年以後,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都是以人民日報的社論為事件發生的起點。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六四事件等社論震驚中外。很多中共黨內的領導人的升降,對領導人的評價也是由《人民日報》發表的。《人民日報》除了為外界提供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及觀點等直接信息外,其社論亦反映了中共中央對事件的處理意見,都被外界作為揣摸中國大陸政府及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和決策的少數渠道之一。
有時也會通過刊登特約評論員文章,以委婉的手法傳遞北京官方對國內國際事務的看法。國內外政情觀察家通常會從《人民日報》內文章的一字一句探求中共中央想表達的真正含義以及某些中國所獨有的政治訊息。
一般來說,人民日報刊登文章的位置遠比文章內容重要。大量文章的政治觀點和思維都體現著官方的態度。尤其是《人民日報》的社論依然被視作高度權威的官方態度和政策走向。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人民日報一直存在官方資助減少的問題,與國際媒體和國內其他報紙的競爭也加劇。在這些壓力下,人民日報於1997年開設網路版和網路論壇,其中最為知名的就是強國論壇。人民日報網路版可以被視為這個中國最權威官方報社的一個進步,意在保持其在網路媒體發展時代依然處於喉舌地位。
2009年《人民日報》記者邱明偉因在香港參與7.1遊行,被主編賈立正以「參加示威遊行罪名調查」,再被指控「私藏國家機密」。其後逃至香港尋求政治庇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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